三
司马昭口中的“领袖”，还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带头人，只是杰出和表率之意。以司马昭的野心以及同魏舒的君臣关系，也不可能把魏舒说成是带头人。当时服装中地位最高的是冠冕，司马昭自我对应为冠冕，自然不忌讳说魏舒是领袖。所以，“领袖”要成为地位最高的带头人，必须等到冠冕的地位弱化之后。
东汉末期，贵族和名士对官服的态度趋于冷漠，对冠冕自然也不似从前那么尊重。袁绍、孙坚、诸葛亮、周瑜、曹操等都开始穿戴简便朴实的平民首服——巾。这种平民化的倾向，给领袖地位的提高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发展，政治观念也在变化。戴冠冕的官员在帝制时代与民众的关系是对立的，那时的官员是管制，甚至欺压百姓的。但是领袖呢，是上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人都穿的上衣，在心理上当然对应为大众。所以，“领袖”是出于民众的，跟民众站在同一立场上。
这种角度的转换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可以说，冠冕时代体现的是君权神授，而领袖时代开始体现民众的意志。于是，“领袖”一词的含义开始演变，有了一个不断加强的指向。
清末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变法宣告失败。但是他们的变法主张，激发了中国人更加强烈的反抗——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个时候，章士钊用笔名黄中黄在《沈荩》第二章中写道：“北方之谭嗣同，南方之唐才常，领袖戊戌、庚子两大役，此人所共知者也。”这里的“领袖”，不再只是杰出和表率的意义，而是带领和领导，与现代领袖的意义接近了。
领是一座山，袖是两江水。原本的服装部件，却融汇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掩藏于心底的脉脉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