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直就在一个大家族里面长大,从爷爷那一辈,爷爷就有弟兄四个,爷爷是老大。太爷爷是民国时代的地主,抽鸦片把全部的家当都败光了。太爷爷唯一留给爷爷得是一个黄土高原惯用的窑洞,不到五十多岁,太爷爷就因为吸食鸦片过量撒手人寰。那个时代,还是长兄为父的年代,1911年出生与辛亥革命同岁的爷爷做了一家之主。给这个穷的叮当响的家当家。后来爷爷的二弟、三弟在给西安的财主放羊的时候,被狼叼走了,尸骨无存。爷爷的四弟当时还是个襁褓婴儿,爷爷一个担子,一边担着要去集市卖掉的牛粪,一边担子的簸箕里放着四爷爷。这一担就是十多年,后来的四爷爷成为了整个镇上唯一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成为了全县唯一的国家一级教师,全省特级教师。
大家族的规模在我爸这一辈走到了极致,我爸爸有姊妹7个,我有四个伯伯,两个姑姑。四爷家也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就记得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特别热闹,三张桌子都能坐的满满的。唯一缺的就是三爷爷和四爷爷家的人,听爷爷说过,他们好像也有后人,但是之后因为两个奶奶的改嫁,都已经流落他方了。 那个时候家里日子一点不好过,爷爷娶了四个儿媳妇,供了四爷爷一个大学生,家里的所有积蓄基本上用完了,还欠了很多外债。爸爸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全家论是男孩里的老五,两个姑姑也都比他大。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计划生育,而且正是人多力量大的年代,爸爸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快四十岁了。爸爸出生在中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那几年,每天一饿就在炕上饿的哇哇直哭。供销社分的那点粮票,根本就不够家里这么多人吃,要知道那时候爸爸的几个哥哥已经是青壮年了。奶奶偏袒小儿子,偷偷的留吃的给爸爸,爸爸晚上饿的睡不着的时候,奶奶才把这个杀手锏拿出来,吃完爸爸就乖乖睡了。尽管开小灶,但是父亲一直都很瘦,在我的记忆里,最胖的时候不到120斤。我的四个伯伯相继成了家,也都搬出了大杂烩一样的窑洞,在挺好的地方盖了好房子,生活的很幸福。 爸爸是最小的五儿子,爷爷65岁的时候,爸爸才结婚。娶了我的妈妈,第二年生下了我。五年后生下了两个双胞胎妹妹。跟当初爷爷的命运一样,甚至比当时的爷爷更艰难一些。年迈的爷爷奶奶没有劳动能力,而且经常生病住院,家里难得一点钱财,基本就是今天就把明天的钱就花了。爷爷紧紧张张过了一辈子,留给爸爸的只有这个地坑和几只窑洞。而此时的伯伯们每一家的日子都已经过得风生水起了,全都盖了新房子。做生意的做生意,打工的打工。因为不需要赡养老人,倒是少了一些花费。所以也都比我们家日子过得好多了。 我们家日子过得艰苦,爷爷奶奶难得吃一顿肉,穿一身新衣服。尽管这样,几个伯伯也都置若罔闻。没有人到门前来看看爷爷奶奶的生活怎么样。仿佛爷爷最后给小儿子娶了媳妇,生活在小儿子家。小儿子就应该把赡养老人的义务全部承担。又仿佛分家那一刻起,爷爷奶奶就不是他们的父母了。1997年,我7岁那年,爷爷不幸病逝,享年82岁。那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依稀记得爷爷看完新闻说自己终于等到了香港回归了,可惜的是还差5个月,他没有等到。现在想起来,爷爷真的太难了,临去世的最后几年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一年都吃不上一次肉。过年买上十斤肉,一家七口人吃,大多数时间都只能喝肉汤。临走的那一年也只能麦面和玉米面掺着吃。每一次爷爷都舍不得吃麦面的白馍馍,把麦面馍馍留给我们。自己吃玉米面。 忘记了是什么时候,爸爸也在地上建了几间房子,爷爷奶奶爬不动窑洞的时候,他们开始住在上面,我和我爸我妈还有只会哭的两个妹妹住在地下的窑洞里。后来总和我们家打架争吵的四伯家也从窑洞搬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每次都被四伯家的几个孩子堵在半路围殴,然后回家偷偷的哭。四伯搬走后,我和爸爸妈妈也搬了上去。我家地面上的房子就在地坑的旁边,每次放学都要经过。 那时候家里太穷了,爸爸妈妈每天出去装车卸车做苦力,只记得搬20吨的货物才能挣15块钱,每天回到家,爸妈都累的直不起腰来,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心疼,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挣大钱。之后的爸爸,还贩卖过花生,贩卖过鸡蛋。都是很累的生意,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十斤鸡蛋走几十里地再卖掉,一天下来也就能挣20多块钱。那个时候破鸡蛋特别多,吃破鸡蛋吃得我到现在看到鸡蛋也都不是特别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