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时的胆怯并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出于无边的虚荣。我并不是怕他人高马大，也不是怕他会狠狠地揍我一顿，把我扔出窗外；肉体上的勇敢，说真的，我还是有的；但却少了点精神上的勇敢。我怕的是，万一我提出抗议，并且斯斯文文的同他们理论，所有在场的人，从那个在一旁记分的无赖起，直到那个散发着臭气，满脸长着粉刺，在一旁讨好献媚，衣领像从油锅里拖出来似的最低级的小官吏为止，都会感到莫名其妙，并且笑话我。因为若要谈论荣誉观，即不是谈论荣誉问题，而是谈论荣誉观（pointd'honneur），迄今为止，除非用斯斯文文的标准语，否则是没法谈论的。用普通的大白话是没法谈荣誉观的。我敢肯定（尽管我浪漫主义十足，但毕竟有点现实感），他们肯定会笑掉大牙，而那个军官绝不会简简单单地（即不加侮辱地）揍我一顿了事，对我肯定会连踹带踢，拽着我绕台球桌团团转，除非后来他大发慈悲，把我扔出窗外了事。不用说，这桩不足挂齿的小事不可能就这样轻描淡写地了事。后来我常常在街上遇到这军官，他那样子很好记。只是不晓得他是否认得我。想必不认得了；根据某些迹象，我可以断定。但是我，我——我却憎恶而又愤恨地看着他，就这样继续了……好多年，您哪！我这种憎恨甚至随着岁月而不断增强。我先是悄悄地开始打听这军官的情况。这很难，因为我谁也不认识。但是有一回我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就像盯梢似的，在大街上，听到有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于是我才知道他姓什么。又有一回，我跟踪他一直跟到他家门口，并且花了十个戈比向看门人打听到了他住哪，住几层，一个人单住，不是跟什么人同住，等等——总之，能够从看门人那里打听到的，我都打听到了。有一回，一大清早，虽然我从来不喜欢舞文弄墨，我突然想以揭露和讽刺的形式，用小说来描写一下这军官。我非常得意地写了这篇小说。我非但揭露，甚至诽谤；起先我把他的姓氏略作改动，让人家一眼就看得出，但是后来经过三思，又改了一下，寄给《祖国纪事》。但是那时候还不时兴暴露文学，所以我的小说没有登出来。这事我感到很恼火。有时简直恨得牙痒痒的，恨得喘不过气来。我终于下定决心要找我的对手决斗。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漂亮而又十分动人的信，恳求他向我道歉；如果他拒绝道歉，我就相当坚决地暗示要决斗。这封信写得十分优美动人，假如这军官多少懂得一点“美与崇高”，肯定会跑来找我，扑到我身上搂住我的脖子，以自己的友谊相许！如果能这样，那该多好啊！我们将会握手言欢！成为莫逆之交！他将用他的显赫的地位保护我，我将用我的文化素养，嗯，还有……思想来提高他的精神境界，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可做！你们想想，他侮辱我之后已经过去了两年，我那封挑战信也很不像话地过时了，尽管我这封信写得十分巧妙，解释和掩盖了我蹉跎岁月放马后炮的原因。但是，谢谢上帝（至今我仍在含泪感谢至高无上的神），我的这封信没有发出。每当我想起，如果我当真把这封信发出去了，会闹出多大的事来，就不寒而栗。可突然……可突然我用最简单、最天才的方式报复了他！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想法。每逢节假日，有时候，我常常在三点多钟的时候到涅瓦大街溜达，在向阳的一面散步。也就是说，我不是去散步，而是去体验数不清的痛苦，屈辱和愤怒，但是我大概需要的就是这样。我像泥鳅一样用最丑陋的方式在行人中左躲右闪，不断地给人让路，一会儿是将军们，一会儿是近卫军骑兵和骠骑兵的军官们，一会儿又是太太小姐们；在这样的时刻，只要一想到我穿戴的寒酸，以及我左躲右闪的寒碜和鄙俗，我就感到我心中一阵阵绞痛和背上一阵阵发烧。一想到这些，一种极大的痛苦，一种连续不断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屈辱感便会油然而生，而这想法又常常变成一种连续不断的，直接的感觉，感到我在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面前不过是一只苍蝇，一只可恶而又卑劣的苍蝇——它的脑子比所有人都聪明，思想比所有人都发达，举止比所有人都高雅——这是不消说得的，但是这苍蝇又要不断地给人让路，所有人都可以损害它，所有人都可以侮辱它。我干吗要自取其辱，自受其苦，我干吗要到涅瓦大街去呢？我不知道。但是一有可能，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似的，往那儿跑。
当时我就已经开始体会到我已经在第一章中讲过的那种无穷的乐趣了。在发生军官的事情之后，就更加吸引我上那儿去：我遇到他最多的就是在涅瓦大街，我站在一旁欣赏他。他也多半在节假日到那儿去。他遇到将军和官比他大的主儿虽然也得让路，在他们中间也得像泥鳅一样左躲右闪，但是遇到像我们这样的人，甚至比我辈地位稍高点的人，他就横冲直撞；向他们直冲过去，仿佛他面前是一片空地，无论如何不肯让路。我瞧着他那副德行，真是恶向胆边生，但是……每次遇到他又只好愤愤然给他让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甚至在街上我也不能同他平等。“为什么你一定要先给他让路呢？”有时半夜两点醒来，我就像发作疯狂的歇斯底里似的，不依不饶地问自己。“为什么偏要你让路，而不是他让路呢？要知道，没有这样的法律，哪儿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不是吗？哪怕是一半一半，平等相待呢，就像通常有礼貌的人彼此相遇时那样：他让一半，你也让一半，你们互相礼让地走过去。”但是根本没有那事，到头来还是我给他让路。可是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袭上我的心头。我想：“如果遇上他……就是不给他让路，那又怎样？存心不让路，哪怕必须把他推开：这又会怎样呢，啊？”这个大胆的想法，渐渐地控制住我，使我无法平静。我不断地幻想这事，我故意非常频繁地到涅瓦大街去，为的是更清楚地想个明白，我准备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做。我处于一种狂喜状态。我越来越觉得这打算是可行的和能够办到的。“当然，不要狠狠地推他，”我想，我一高兴心里先就软了，“而是简简单单地不躲开，撞他一下，不过不要撞得很疼，而是擦肩而过，肩膀碰肩膀，恰到好处；他碰到我多少，我也碰到他多少。”我终于拿定了主意。但是准备工作却花了我很长时间。首先，在付诸行动的时候必须衣冠楚楚，必须关心一下自己的仪表。“要以防万一，比方说，有人围观（这里的公众可都是高雅的：有伯爵夫人，有Л公爵，还有文学界的全体骚人墨客），必须穿得好一点；这足以显示并使我辈在上流人士的眼中直接处于某种彼此平等的地位。”我抱着这样的目的预支了一点薪俸，在丘尔金商店买了一副黑手套和一顶颇为像样的礼帽。我起先想买柠檬色的手套，但是我觉得黑手套显得更稳重，也更气派。“颜色太刺眼，就显得这人太矫情了”，因此我没有买柠檬色的。至于一件上好的衬衫，用的是骨制的白色领扣和袖扣，这我早就准备好了；但是大衣却耽搁了我很长时间。我那件大衣本来很不坏，穿着也很暖和；不过是件棉大衣，领子是浣熊皮的，这就显得太奴才气了。一定要把这领子换掉，改成栽绒的，就像军官们那样。为此我几次跑到劝业场，看来看去终于看中了一种价格便宜的德国栽绒。这种德国栽绒虽然很快就会穿坏，因而变得非常寒碜，但是起先，刚买来时，甚至显得很气派；而我，要知道，只需用一次足唉。我问了问价钱：还是贵了。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先把我的浣熊皮领卖掉。但不足之数对于我还是非常大，我决定向我的股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奇金商借，他是个礼贤下士，但又是很严肃、办事很认真的人，他从不借钱给别人，但是，我刚上任时，我被一位确定我担任现职的某位要人向他作了特别推荐。我非常痛苦。向安东·安东内奇借钱，我感到既荒唐又可耻。甚至有两、三天我都没有睡好觉，再说当时我一般也很少睡觉，我忽冷忽热；我心里似乎一阵阵迷糊，要不，心就忽然开始怦怦乱跳……安东·安东内奇先是感到奇怪，接着又皱了皱眉头，然后经过慎重考虑，终于把钱借给了我，但是他让我写了张借条，凭条两星期后这笔借款可从我的薪俸中如数扣除。这样一来，万事终于齐备了：一条漂亮的栽绒领登上了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浣熊皮领的位置，于是我就开始慢慢地着手行动。不能上来就冒冒失失地干；这事必须面面俱到地做，做得很地道，必须慢慢来。但是，不瞒你们说，经过多次尝试后，我甚至开始绝望了：我们怎么也撞不到一块——就这么回事！难道我没有做好准备吗，难道我没有这个打算吗——眼看着就要撞上了，一看——又是我主动给他让路，他则扬长而去，根本就没有看见我。快走到他身边时，我甚至念着祷告，求上帝保佑我，让我痛下决心。有一回，我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但结果只是我匍匐在他脚下，因为在最后一刹那，只有这么两俄寸距离时，我陡地丧失了勇气。他十分泰然地冲我走了过去，而我则像皮球似的滚到了一边。这天夜里我又忽冷忽热地病了，还说胡话。可是蓦地一切却好得不能再好地结束了。头天夜里我已经拿定主意不再执行我那个要命的计划了，决定一切不了了之，我抱着这个目的最后一次上了涅瓦大街，只想随便看看——这一切我是怎么不了了之的呢？突然，在离我的敌人只有三步远的地方，我出乎意外地下定了决心，眯上眼睛，于是——我们俩肩碰肩地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我寸步不让，而且跟他完全平等地走了过去！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下，佯装毫无察觉；但他不过是假装，我坚信。而且我至今仍对此坚信不疑！当然，我吃亏大些；他比我强壮，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保持了尊严，一步都不让，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中使自己处在与他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我回得家来，感到大仇已报。我兴高采烈。我洋洋得意，唱着意大利咏叹调。不用说，我是不会向你们描写三天以后我发生的那件事的；如果你们看过我写的第一章《地下室》，你们自己也猜得出来。那军官后来调到别处去了；现在我已经有十三、四年没有见过他了。他，我的亲爱的，他现在怎么样呢？他又在横冲直撞地作践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