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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个体 侯麦的电影充满了真正的人文关怀。看侯麦的电影，一定要打破黑白分明的道德判断，摘下道德评判的有色眼镜，去看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 影片中的女主人公菲丽西徘徊在马克桑斯和路易两个男人之间，却心心念念地等待着孩子的父亲，她真正爱着的男人。故事情节是高度狗血的，但侯麦却用云淡风轻的方式将其展现在观众面前。侯麦镜头下的人们平静坦诚地谈论自己的感受，试图达成相互的理解，即便有时理解难以做到，他们也会选择尊重——即便发生争执，也是文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非人身攻击。菲丽西和路易谈论自己对他以及对马克桑斯的爱，“爱和爱是不同的”；菲丽西和马克桑斯谈论自己和夏洛特失散的过程以及自己对夏洛特的寻找，她可以对马克桑斯说她坚信她和夏洛特是相爱的，夏洛特不可能抛弃她；菲丽西和自己的母亲谈论、比较三个男人，虽然母亲更喜欢路易，但菲丽西选择搬去内维和马克桑斯在一起，即便菲丽西的选择太过匆忙，她也只会在旁提醒，并尊重菲丽西的选择。这种近乎无所不谈的话语并不会将事情变得更简单，反而更加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焦虑与迷茫，以及内心世界的复杂。 侯麦电影中展现出的开放的***观与道德观，是用温和的方式对现代社会的审视。这样的倾向在他最早的系列电影“六个道德故事”中就有所展现。 《绿光》与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冬天的故事》是莎翁后期作品，讲述的是关于重逢的故事，一位专制君主怀疑自己的女儿并非自己亲生，将孩子抛在户外，他的妻子在悲伤中死去，从此国王过着懊悔与悲伤的日子。牧羊人捡到并收养了国王的女儿，长大后的女儿经过重重波折回到国王身边，后来大家发现妻子是假死，一家人团圆。电影引用了戏剧中国王的妻子死而复生的片段，电影中的的戏剧和电影本身形成互文，它们都关于失而复得、关于重逢的故事。在舞台上，“唤醒你们的信仰”，音乐响起，“雕像”动了起来，这是电影中第三次出现音乐，音乐标志着神迹的降临。 这部电影中出现了《绿光》的女主角。菲丽西与夏洛特在公交车上相遇时，夏洛特身边坐着朵哈，朵哈的扮演者玛丽·瑞莱 （Marie Rivière）曾饰演绿光中的戴尔芬。除了这两部作品，玛丽·瑞莱还在侯麦的《双姝奇缘》、《秋天的故事》、《飞行员的妻子》、《男神与女神的罗曼史》等电影中出现，是经常与侯麦合作的女演员之一。 《绿光》与《冬天的故事》都是关于相信的故事。《绿光》是非典型的侯麦电影，其中有大量即兴表演的段落，即兴表演对于侯麦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绿光》就像是女主人公的“孤独夏季日记”，她游荡在各种度假地，期望能够遇到能和自己真正产生共鸣的爱人，不愿为结束单身而草草进入一段关系。她一直在寻找，一直在等待，最终，她找到了爱人，也看到了“绿光”。 《绿光》的片尾，戴尔芬和喜欢的男生一起等待绿光。宿命、灵性与相信侯麦的不少电影都有着宿命论的色彩。影片中的女主人公菲丽西接近于诺斯替主义者（Gnosticism）——尽管她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名词。“诺斯替”（Gonsis）即真知，区别于尘世知识的、来自于上界的奥秘知识，这种知识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诺斯替主义者强调人与上帝的神秘联合，强调一种“超越性”（transcendental），即人高于尘世一切，人即是神，故而人能回归神。 菲丽西的女儿无意识地推动了菲丽西的觉醒。菲丽西最初虽然深爱夏洛特，但她从来不会相信夏洛特会回来，她总是为做选择而做选择，理发店老板马克桑斯邀她一起去内维，她比较马克桑斯和路易两位伴侣之后选择了前者，尽管她对马克桑斯充其量只是不讨厌——这时的菲丽西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第三种可能。转折发生于内维的教堂中。菲丽西和女儿在玩球的时候，女儿在捡球时发现大教堂，便要去教堂看基督诞生图，女儿是连接菲丽西与夏洛特的桥梁。在很多电影中，动物和小孩都是充满灵性的，例如库斯图里卡《地下》中的多次推动剧情转折的大猩猩，这些充满灵性的生物在无意间传递了来自上天的旨意，促进主人公的觉醒。 菲丽西坐在教堂，背景音乐响起——全片只有三处出现了背景音乐。音乐暗示着菲丽西内心极大的转变，但菲丽西这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悬念不断延宕，在之后菲丽西与马克桑斯、与路易的对话中被逐步揭示，事实上，菲丽西在教堂的转变是全片至关重要的场景，它事关人的超越。此处的背景音乐也烘托了教堂的安静，毕竟重大转折往往在悄无声息中发生，如叔本华所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