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说俏皮话，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所以才唠叨废话。”费尔迪先科嚷着，开始了讲自己的故事，“要是我也有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或者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的机智，我今天也就会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老是坐着不吭一声。公爵，请问您，我老是觉得，世上的小偷比不做小偷的要多得多，甚至没有一生中一次也不偷窃的老实人，您怎么想？这是我的想法，不过我不想由此得出结论，所有的人全都是贼，尽管；真的，有时候非常想下这个结论。您是怎么想的？”
“唉呀，瞧您说得多蠢，”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摩应声说，“而且真是胡说八道，所有的人都偷过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我就从来也没有偷过东西。”
“您从来也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那么突然满脸通红的公爵会说什么呢？”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只是非常夸大，”真的不知为什么脸红耳赤的公爵说。
“那么公爵您自己没有偷过东西吗？”
＊法语，难以挑选。
“嘿！这多可笑！清醒点，费尔迪先科先生，”将军插话说。
“只不过是，”真要言归正传了，就变得不好意思讲了，于是就想把公爵跟自己连在一起，因为他不会反抗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一字一句地说得很清楚。
“费尔迪先科，要么讲，要么就别作声，管好自己，无论什么样的耐心都给您消磨掉了，”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尖刻而又烦恼地说。
“马上就讲，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但是既然公爵承认了，因为我是坚持认为公爵反正是承认了，那么，假如说另一个人（没有讲是谁）什么时候想说真话了，他还能说什么呢？至于说到我，诸位，接下去根本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很简单，很愚蠢，很恶劣。但是我请你们相信，我不是贼；是偷了，却不知道怎么偷的。这是前年的事，在谢苗·伊万诺维奇伊先科的别墅里，是一个星期天。客人们在他那里午餐。午餐后男人们留下来喝酒。我忽然想起请他的女儿玛里娅·谢苗诺夫娜小姐弹钢琴。我穿过角落里的一个房间，在玛里娅·伊万诺夫娜的小工作台上放着三个卢布，是一张绿色的钞票：女主人拿出来是给什么家用开支的。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拿了钞票就放进了口袋，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碰上什么了－－我不明白，只不过我很快就回来了，坐到桌旁。我一直坐着，等着，心里相当激动，嘴上知唠叨个不停，又是讲笑话，又是打哈哈；后来我坐到女士们身边。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有人发现钱不见而寻找起来，并开始盘问起女仆。一个叫达里哑的女仆受到了怀疑。我表现出异常好奇和兴趣，我甚至还记得，当达里娅完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还劝她，让她认错，并用脑袋担保玛里娅。伊万诺夫娜一定会发善心，这是当着大家面公开讲的。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则感到非常快乐，恰恰是因为钞票在我口袋里，而我却在开导别人。这三个卢布当天晚上我就在饭店里买酒喝掉了。我走进去，要了一瓶拉菲特酒；这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光要一瓶酒，别的什么也不要；只想尽快花掉这些钱。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没有感觉到特别的良心责备。但是一定不会再干第二次了，信不信这点，随你们，我是不感兴趣的。好了，讲完了。”
“只不过，当然罗，这不是您最坏的行为，”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厌恶地说。
“这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不是行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指出。
“那么女仆怎样呢？”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并不掩饰极其厌恶的态度问道。
“当然，第二天女仆就被逐出家门。这是规矩很严的人家。”
“您就随它去了？”
“说得真妙！难道我该去说出自己来？”费尔迪先科嘻嘻笑了起来，不过他讲的故事使大家产生了十分不愉快的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感到惊讶。
“这是多么肮脏呀！”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高声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