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支袖珍小手枪，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开始玩这东西了，那是一个可笑的年龄，会开始喜欢有关决斗、强盗袭击的故事，想象着有人向我挑起决斗，我又怎么气字轩昂地面对对方的枪口。在放小手枪的抽屉里还找到了两颗子弹，而在角制火药筒里则有够装三发的火药。这把手枪很糟糕，打出去的子弹总是偏离的，射程总共才１５步；但是，如果紧贴着太阳穴开枪，当然是能叫头颅搬家的。
我打算在帕夫洛夫斯克日出时去公园里死，这样可以不会惊动别墅里的任何人。我的《解释》足以向警方说明全部情况。爱好心理学的人以及有必要了解的人会从中得出他们愿意得出的结论，但是，我不愿意将这份手稿公之于众。我请求公爵保留一份在自己那里，另一份交给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叶潘钦娜。这是我的意愿。我把我的骨骼遗赠给医学院以利于科学研究。
我不承认要对我进行审判的法官，我知道，我现在不受法庭的任何约束。还是不久前有个提议令我棒腹大笑：假若我突然想起现在要杀死随便哪个人，哪怕一下子杀死十个人，或者做什么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在废除了体罚和肉刑的情况下，面对我这么一个只能活两三个星期的人，法庭会陷于何种尴尬的境地？我会在他们医院里受到医生的悉心治疗，会舒舒服服，暖暖和和地死去，也许，比在自己家里还舒服、暖和得多。我不明白，处在我这样状况的人怎么想不到这样的念头，哪怕仅仅是为了开个玩笑？不过，也许想到了；即使在我们中间也能找到许多寻开心的人。
但是，即使我不承认对我进行审判，我还是知道我会受到审判的，那时我已是一个又聋又哑的被告人。我不想不留一句答词就离开人世，我的答词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作出的，也不是为了辩护，－－哦，不！我无须向谁请求宽恕，也没有什么要请求宽恕，——就因为我自己愿意这样做。
首先，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思想：谁会想出来现在对我享有二三周生命期限的权利提出异议？凭什么？出于什么动机？这又关法庭什么事？究竟谁需要让我不仅仅判刑，而且还要乖乖地服满刑期？难道真的有人需要这样？是为了道德？我迂明白，假如我在身强力壮、风华正茂的时候加害于自己的生命，而它“本来是能有益于我亲近的人的”等等，那么按照陈腐的因循守旧的观念，道德还是会谴责我擅自处理自己的生命，或者什么它自己才知道的罪名。但是现在，在已经对我宣读了刑期的现在呢？除了您的生命之外，哪一种道德还需要您交出生命的最后一个原子时发生的最后一声嘶哑的感叹？而那时您还在倾听公爵的安慰，他用自己的基督精神来论证，一定会得出一个幸福的思想：实际上您死去甚至更好。（像他这样的基督教徒总是会接受这种思想的，这是他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他们讲那些可笑的“帕夫洛夫斯克的树木”想干什么？是想使我生命的最后时辰减轻痛苦？他们想用生命和爱的幻影来遮挡我的梅那罗夫墙和那上面所写的坦诚纯朴的一切，难道他们不明白，我越是想忘怀，越是沉缅于这最后幻影，他们就越使我不幸？整个这不散的筵席从一开始就认为唯独我是多余的人，那么你们的自然，你们的帕夫洛夫斯克公园，你们的日出日落，你们的蔚蓝的天空和你们的万事满意的脸庞，对于我来说又有何用呢？所有这一切美景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我现在每分每秒应该也必须知道，甚至现在沐浴着阳光、在我身边嗡嗡叫的这只小小的苍蝇，也是这场筵席和合唱的参加者，也知道自己的地位，并热爱自己的这一席之地和感到幸福，而唯独我一人是个被人唾弃的人，仅仅因为我的怯懦畏缩。才至今还不明白这一点！哦，我可是知道的，公爵和他们大伙儿多么想把我引向那一步：使我不讲所有这些“狡猾和恶毒的”话，而出于品行端正和为了道德的胜利来吟唱一节米尔瓦的经典名诗：
Ｏ，ｐｕｉｓｓｅｎｔｖｏｌｒｖｏｔｒｅｂｅａｕｔｅｓａｃｒｅｅ
Ｔａｎｔｄ’ａｍｉｓｓｏｕｄｓａｍｅｓａｄｉｅｗ！
Ｑｕｉｌｓｍｅｕｒｅｎｔｐｅｉｎｓｄｅｊｏｕｒｓ，ｑｕｅｌｅｕｒｍｏｒｔｓｏｉｔｐｌｅｕｒｅ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