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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关注和讲述‘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同时，在他们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一种文化现场式的呈现，而叙事人充当着（或渴望充当）90年代文化现场的目击者。他们必须在客观的、为摄影机所纪录的场景、故事中注入热情，诸如一代人的告白与诉求。”学者戴锦华对于第六代电影的观察与论述，符合着稍晚于1998年拍摄的《站台》的叙事基调。 “如果说第六代早期以讲述自己的、孱弱却难以长大成人的青春故事登上历史的舞台，那么世纪之交第六代电影中曾经作为精神自画像的先锋艺术家，则变成了妓女、小偷、打工者、外地青年等社会学意义上的都市边缘人。这种从呈现精神/文化意义上的边缘人（恰如第六代也是90年代体制外的独立/自由艺术家），到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底层人的转变，一方面与第六代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敏锐感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对现实生活、当下社会的自觉记录者的角色有关。” “过去10年，因为革命理想的消失、资本主义影响的来临，很多事都变得世俗化了，我们置身其中，也体验良多。”以贾樟柯的话来理解80年代的终结，以及那一代年轻人仓惶落魄的心境，相当贴切。被时代浪潮卷席的社会转型，造就了不同于前人、独属第六代的文化环境，同时长期以来成为第六代导演的创作题材。贾樟柯关注的社会变迁与个人境况，直到《山河故人》(2015) 仍满载故事。曾经第六代经历过的重要时刻，在如今的文化领域里，也已经化作逐渐远去的历史景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