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温特夫人（第十一章）(6)

    院子那头的墙上有一扇门，通向一条小巷。小巷的尽头有一幢建筑，有人告诉我那是个女修道院，修道院里还有一个托儿所。每天好几次我坐在那里，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尖声尖气，欢快明朗，他们像一群吱吱喳喳的小鸟涌向学校。他们在高墙的那边笑着，喊着，做着游戏。他们富有韵律的小嗓子，他们甜甜的、跳跃的歌声从开启的窗户传了进来。

    我从未见到过他们，也不需要见到他们，我可以清晰地想象出他们活泼可爱的样子。我不知道看见了他们会使我更幸福呢还是会增加我的失望。

    我没有病，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申明这一点。当我被搀扶着慢慢走下石头楼梯，被安置在前厅里一张宝座似的大靠背椅上时，我感到荒唐、窘迫透了。他们拿来了冰水，还叫了一辆汽车。我感觉到了人们小心翼翼地在朝我车里张望，然后将目光移开。

    我只是在走到前面去时，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我解释说。可能是太高了，或是光线的反差太大，也许是午餐上多喝了一杯葡萄酒，我平对不大这么喝的。在门厅里，在车上，在公寓里，迈克西姆是那么深情地望着我，那么体贴温柔。他的面容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时我就会有一种负罪感，为我对他的种种想法，为允许那个声音恣意地在我内心深处低吟而羞愧。因为我知道，只有我的头脑里才会有这样的念头。我去加以想象，甚至去幻觉，而不是去压抑它。我麻木了，入迷了，近乎以一种可怕的方式从中寻求乐趣。

    于是我想有个人谈谈。但当我产生这个欲望时，我意识到自己没有一个朋友，从来没有过——没有其他女人常有的那种可以无拘无束、轻松愉快地交谈的知己朋友；像校友啦，姐妹或表亲啦，丈夫同红的太太啦——而我一个也没有。我不曾结识过一个。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没有了亲人，后来我受雇于范·霍珀夫人，成了她的伴侣。但我们之间不存在友谊，我始终无法跟她说点什么。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心藏着秘密，什么事都避开她的耳目。后来我有了迈克西姆。于是我不再需要任何人，不再需要去任何地方。客人们蜂拥而来，不断有新的人认识，还有左邻右舍。他们都比我大，没有一个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没有一个对我感兴趣，除了好色的目光外。只有弗兰克·克劳利，他对迈克西姆忠心耿耿，言行谨小慎微，是一块我可以依靠的岩石，但不是我意中的、现在需要的朋友。还有比阿特丽斯——我想要是她活着，我可以跟她说，她非常喜欢我。但弗兰克是迈克西姆的雇员，比阿特丽斯是他的姐姐，他们都不是我的，不属于我这一边的——尽管不存在“哪一边”的问题，我心里也明白。这也是我感到内疚的另一个原因。

    那几天我开始为自己感到悲哀，我的心情糟透了。一天下午，我完全沉浸在这种情绪中——一直想着我如何被剥夺了青春，没有自己的朋友；为了迈克西姆如何被迫地放弃自己的需要；我是多么地想要孩子，但又没有——或许是无能为力。

    迈克西姆出去了，又去他喜爱的哪一个美术馆转悠去了。那些干篇一律、矫揉造作的绘画不十分合我的口胃，但我还是说想跟他一起去，我不能老是坐在这里。

    “我没病，”我说。“我很好，迈克西姆，我不想让你们大惊小怪的，不需要你们像对待残疾人一样来对我。”

    他站着，低头望着我，表情宽容、柔和。我应该有所反应，应该表示出爱和感激。但我却感到生气。我觉得他又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在庇护我，怂恿我。我恼极了。

    “你走吧，”我说，“我会去见你的。我们去旧喷池边上的那家咖啡馆吃冰淇淋。”

    “不休息？”

    “我不累。”

    但随即我又感到内疚起来，我不该拒绝他的关心。我说，“我会休息的，但我没病——请相信我，真的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下午的时间好像凝固了，秋天的太阳一动不动地照在院子的旧墙上。我听见房东太太在房子前聊天，然后走了出去，关上了门。孩子们也很安静，也许在午睡。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种生活还要持续多久：毫无目的地呆在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是否就这么度过我们的余生？我想有这个可能。我不能问迈克西姆，不敢跟他谈论这事。我突然感到，我们之间离得太远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经历了磨难，来到平静的海湾，曾是那样亲密无间地相依在一起。现在这种亲密却不存在了，那种完美也荡然无存了。我在想，婚姻是否都是这样的，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变化，把我忽儿推向这里，忽儿挤向那里；一时聚合，一时分开，毫无规律可寻，好像我们是在大海里随波漂流。或者，如果我们并不是那么软弱无力，难道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在起作用？是我们自己根据想的、要的、说的和做的将命运安排在自己的头上？命运和机遇是否也像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样在起作用？我花了一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在自问，在思索。但到头来却愈加迷惑不解，愈加疑虑重重，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继续去想它，为什么不随它去呢，只要生存就行；不假思索、没有焦虑的生存。思索和焦虑让我烦恼，使我坐立不安，也使迈克西姆得不到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