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卷九·燃烧的荆棘 第一部）(8)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长篇大论的讨论革命——来证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着象那些青年一样，推翻政府来拥立一个君主，或是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算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吗？那才怪了！我会保卫自己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统治宇宙的规律。可是我跟这个规律之间用不到中间人。我的意志会发号施令，同时也知道服从。你们满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末该记得你们的高乃依说过：-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希望有一个主宰，就表示你们软弱无用。力是和光明一样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得做个强者，心平气和的，不用理论，不用暴行；那时候，所有的弱者都会象植物向着太阳一般的向着你们……”

    他尽管说不能为了讨论政治而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不关心。在艺术家立场上，他也受到社会骚动的影响。因为一时没有热情鼓动他，他便傍徨四顾，问自己究竟是为谁工作。看到现代艺术的那般可怜的顾客，身心交惫的优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的布尔乔亚，他不由得想道：“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思想高雅，博学多闻，懂得个中甘苦，能够赏识新奇，赏识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没有。但他们厌倦一切，灵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为艺术是虚空的；他们只对音响的或思想的游戏感到兴趣；而多数还得为世俗的事分心，为无数不必要的事耗费精神。要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血肉构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艺儿。他们的批评家造成了一种理论，证明他们的没有能力摆脱玩票作风是对的。即使有几个人还有相当的弹性，对于强烈的和弦能够发生共鸣，可没有力量消受；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残废了：不是神经病就是瘫痪。艺术在这个病院中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艺术根本没法摆脱这些变态的人：他们有的是金钱和报纸；唯有他们才能使一个艺术家活下去。所以艺术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际晚会中拿出他披露肝胆的艺术，充满了内心生活的秘密的音乐，给一般趋时的群众和厌倦不堪的知识分子作娱乐，——更确切的说，是给他们解闷，或者是让他们有些新的烦闷。

    克利斯朵夫寻访真正的群众，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能够以新鲜的心情来接受的群众。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预告的新社会——平民——吸引。因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脱弗烈特和一般微贱的人，启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圣的音乐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这方面。象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样，他想着一些大众艺术的计划，什么平民音乐会，平民戏院，内容他也不大说得清。他希望革命可能让艺术有个更新的机会，以为社会运动使他感到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其实他是欺骗自己：象他那么元气充足的人，决不能不受当时最有活力的行动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论家。这一类的树所生的果实往往是干瘪的；所有生命的精华都冻结了，变了空洞的观念。克利斯朵夫对这些观念是不加区别的。他无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张一朝凝结为一种学说之后，他也不再爱好。他存着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会那些拥护强权的理论家，也不理会奉承弱者的理论家。在无论什么喜剧里，爱发议论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观众不但更喜欢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觉得串反派的角儿也不象他那末可厌。在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跟群众的心理完全相同，认为呶呶不休的谈论社会问题只能教人品腻。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愿意相信的人，受气的和但求受气的人，以劫掠为业的海贼，和生来给人剪毛的绵羊。对于象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实人，他很宽容。他们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象奥里维那样的难堪。他对无论什么角色都用一种亲热而含讥带讽的心情看着，自以为跟他们所演的戏毫不相干，并没觉得他慢慢的已经参加进去。他自以为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狂风吹过。殊不知狂风已经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带着走了。

    这出社会剧可以说戏中有戏。知识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剧中的喜剧，民众不爱看的。正戏乃是民众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节，连民众自己也不大明白。出乎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戏里只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