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卷九·燃烧的荆棘 第一部）(9)

    说白当然多于行动。不论是布尔乔亚还是平民，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尽多尽少的话吞得下的，正如尽多尽少的面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样的面包。有为细巧的味觉用的高级的语言，也有为塞饱饿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养的语言。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却不一样；味道，香气，意义，都各各不同。

    奥里维第一次参加一个民众集会的时候，尝到这一类的面包，觉得毫无胃口；食物梗在喉头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词的单调和野蛮，空洞的滥调，幼稚的逻辑，抽象的理论和乱七八糟的事实，好比做坏了的芥末酱，只能使奥思维作呕。一方面是用字不恰当，另一方面还没有平民谈吐中那点儿生动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报纸上的字汇，褪色的服装，从布尔乔亚的修辞学旧货店中捡得来的。说话的繁琐尤迫使奥里维骇怪。他可忘了文字的简洁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炼出来的，由上层阶级琢磨出来的。大都市里的平民决不能单纯，老是喜欢寻找纤巧而复杂的辞藻。奥里维不懂这些浮夸的话对听众所能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门而入。我们把别个种族的语言叫做外国语。殊不知在同一个种族里，语言的种类几乎跟社会的阶层一样的多。唯有为人数有限的上层阶级，语言才是几世纪的经验的结晶；为其余的人，它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和他们的集团的经验。那些被优秀分子用旧了、摒弃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从优秀分子迁出以后，又搬进了新人物。你要愿意认识主人，就得走进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办了。

    他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四十五岁，个子矮小，未老先衰，头发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肉裂成了几片：他浑身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他叫做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这个独子，把一份薄产花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眼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朝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那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错误之一），——爱上一个美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她替他生了三个孩子。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口。这个聪明而一心想进修的男人被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处的职员，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里；一起办公的都是又俗气又饶舌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算做对无聊的生活出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们面前藏起去。回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她不了解他，把他当做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不象他而象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活呢？这算是公道的吗？牢骚，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的光阴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气，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作些大事业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为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象奥里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奇米-育西哀，——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与三十五之间，相貌象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岂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诉他们，象发疯般拚命在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起的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