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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我为人父时。 在我的故乡湾村，父亲是个外乡人。父亲是来赡养他的外婆的，却背负了乞食的恶名。对于这样的情状，有两种方法可以放过自己，一是真糊涂，二是假糊涂，但父亲摒弃了两种最好的选择，他选择了选项外的一种：我行我素，一个人对抗一个村庄。
父亲是一个矮小粗壮的人，他不合作的样子并不能吓阻来犯者，摩擦和冲突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我一直是在惊惧中长大的。记得对门盖房子时，将屋基挪到我家屋檐边，干活回来的父亲见此情景，决眦欲血，怒发上冲，虽然对方有十多个人高马大的汉子，但他毫无惧色地站到了锄头、洋镐之下，让他们退回原地。 这是一次流血事件，父亲用不惧一死的意志捍卫住了他的尊严。这件事惊动了外公和奶奶，他们不约而同地劝说父亲学会妥协，尽快融入，但父亲拒绝了。他选择了只与土地打交道的活法。我们越来越被边缘化。我的童年是冷眼旁观的，孤独的。 上世纪八十年中期，兴起了打工风潮，村里盖起了楼房，电视机开始出现，而我们还住在漏雨穿风的老屋里。当我的小伙伴穿着海魂衫和涤卡裤来我家玩时，母亲说：我儿也要有海魂衫。她劝父亲外出，但父亲不为所动，说："和别人比干什么？庄稼人要本分！"眼见着村里一家接一家的富裕起来，他更加埋头苦做，精耕细作，他要在土地上找回他的尊严。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土地是慢的、从容不迫的。随着三个孩子的入学，仅靠卖粮维持的家庭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 外面春潮汹涌，而老屋子依然是浑浊的冬天，巨大的反差让父亲的行为受到了质疑。母亲决定自己出去。这在家里家外都引起轩然大波，但一切都阻挡不住母亲的决心。母亲一个月后她带着三百元回来了，还有一大袋子又大又红的西红柿。那是我第一次吃西红柿，酸甜酣畅的滋味，至今依然记得。那一年，我们没有卖粮救急。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我没再去外婆家打秋风。 由母亲主持的家，打开了融入的门，开始有人到我家串门，或借东西，天井边的磨子，常常有人来磨豆子、面粉，他们总会留下一地笑声、一瓢粉子或一碗豆脑。母亲不理会父亲的气恼，挂在墙壁上父亲的农具，常常被母亲慷慨地借出。 越来越好的日子，让我更加亲近母亲质疑父亲，言语的不逊不屑，加深了与父亲的矛盾，我们的冲突层出不穷，他曾经拿着铁叉追赶我，我曾经站在悬崖上要跳下去。这样的冲突总归有三四年吧，直到有一天，我看他搛好菜，一个蹲在天井漏下的长方形明亮里，不声不响地吃饭时，心中蓦然一痛。四十几岁的父亲，开始以遗老的身份退到光影里了。 父亲不再过问家里的任何事情，除了庄稼。屋顶通了，母亲去叫砖匠；桌子要打，母亲去叫木匠；人情往来，母亲举重若轻，一一料理妥当。父亲成了家里的过客，他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里。他信拙不信巧，他只信稼穑之道，相信土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朴素而直接的因果。他说，总有一天，你们会理解我说的是对的。他的话只会引起我的鄙夷和怜悯。他就越发孤独了。寒风如刀的日子，他也不再坐在火桶里，和我们讲他小时候听来的徐文长故事。他顶着夹带着雪子的风，在铅灰的云霭下，牵着牛，踯躅在荒凉的田野上。他一直与他的牛在一起，他们一起看天，一起发呆，一起拍打前来骚扰的蚊虫。在暮色里，他们一起归来，牛角上挂着鲜红的夕阳。这样的画面，一直持续到今天。 母亲的外交并没有换来真正的友谊，那年家山的界碑被移动了，几十米宽的山变成了几米，在讼诉决案中，没有人为母亲说话。母亲一脸惊骇、愤怒和无奈的表情，被灿烂的阳光特写在灰黄的岁月里。她与父亲商议，决定迁回父亲的老家。父亲同意了，他们开始了极为艰巨的迁徙，几乎是一草一木都要带走。来到故乡后，父亲已经六十多了，但世界依然没有验证他对事物的评判和预言，他依然只能与他的老牛在一起。 我默默地看着衰老的父亲，想着这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抵御着他，反抗着他，甚至厌憎着他。我甚至把我自身的遭遇归结于他，将家庭的没落问责于他。直到有一天，女儿哭着回来，责问我"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买车"时，时光倏忽回来，穿过三十年的光阴，看到一脸戾气的自己，也曾这样问父亲："为什么我们家没电视，住在漏雨的破屋里？"我没有一巴掌打过去，而是蹲下来，告诉她你得多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就像把种子种在土地里，辛勤劳作，你一定会有收获；你不要去取巧，你要拙一点，你要有硬骨头，要正，正了你就勇敢坚定；你一定要坚信，一定会有"春华秋实"这样的公平。说出这些话时，我猛然想起父亲。类似的话，类似的表达，父亲一生都在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