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后记）(5)

回顾创作《角》近两年的日子，还真是有点感慨万千。要不是突然有了寒暑假，我还的确拿不下这大的活儿呢。我总是那么幸运，幸运得像上帝的宠儿，在最需要时间的时候，时间就大把大把地塞给了我。突然调到一个新单位，履职的第一天就放暑假了。我还诚惶诚恐地问办公室主任，这样一休几十天，不违规吗？他说学校放寒暑假，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就噗嗤一笑，愉着乐呵地钻进了一个全然封闭的处所，泡方便面、冲油茶、啃锅盔地开始了《主角》的“长征”。
有时甚至写得有一种“沦陷”感。几十年的积累，突然在这个节点上，一下被搅动、激活起来，也就“抡圆”得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不善应酬，工作之余，不懂任何眼色与关系的打理。只一头钻进书房，像捂着眼睛的瞎驴一样，推着磨碾乱转。一年多时间，唯一停下来的，是在大年初二到初四的三天。我不得不在这里啰嗦几句：那几天，几乎所有手机，都被一个打工者的横祸所刷屏。这个可怜人，新年也携着家人去了动物园。他给妻、儿都买了看老虎的门票，自己却为省那一百五十元，而翻越四米高墙，生生葬身虎口。他若手头真的宽裕，又何必如此贱作卑琐呢？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他的死，不仅没有引起同情，相反还招来了一连串“死了活该”的逃票谴贵。不少人倒是同情起了被枪杀的食人虎。纷纷对“虎哥”凭吊痛悼有加。我突然中止了写作，不知写作还有什么意义？那几天，我不断想到古老戏曲里那些有关老虎的情节。从来恶虎伤人，都是有英雄要舍身喊打的。怎么现在都站到“虎哥”一边去了？难道这真是一种生命平等、生态平衡的世纪觉悟？直到正月初五，我才又慢慢回到书桌前，努力给自己写下去寻找一点意义支撑：不正是因为人间需要悲悯、同情与爱，忆秦娥才把戏唱得欲罢不能吗？忆秦娥的苦难，忆秦娥的宽恕，忆秦娥的坚持，不正在于无数个乡村的土台子前，总有黑压压簇拥向她的人群吗？在中国古典戏曲里，英雄制止恶虎伤人，从来都是关乎“正义”“天理”的桥段。因此，数百年来戏曲的大幕总是能拉开。而拉开的大幕前，即使“燕山雪花大如席”，也都不缺顶风冒雪的看戏人。文学与艺术恐怕得坚定地站在被老虎吃掉的那个可怜人一边。最是不能帮着追究逃票者的责任了。我相信我的主角忆秦娥，如果由武旦改扮武生，是更愿意为这个弱者演一折《武松打虎》的。
这部小说在写作一开始，就得到了很多鼓舞我斗志的关爱。作者最担心的是作品发表问题。而《主角》一开笔，就被几家有影响的出版机构所念叨。他们不仅远程关心进度，而且几次来西安，当面抚摸近况。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施战军先生在得知我《主角》开笔后，就摘话让先给《人民文学》。并派编辑杨海蒂女士，紧盯住我的创作进度。杨海蒂说，是因了《装台》，而使他们对《主角》有了信心与期待。我说可能太长，她说长了选发。这种鼓励、鞭策与信任，当然是十分巨大的了。小说出来，我把邮件发去仅三天，他们就敲定了十余万字的节选方案。我十几岁就是《人民文学》的读者，知道它的分量。这对一个创作者来讲，的确是莫大的鼓舞，后来，《当代》主编孔令燕女士，又十分抬爱地决定将小说前半部分，刊登在了《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上。紧接着，《长篇小说选刊》主编付秀莹女士又打来电话，很是提携地将拙作的后半部分也刊发了出来，这让一个写作者，委实有了一份老农秋收般的光荣与喜悦，一时间，好像玉米也成了，大豆也成了，地畔子上还随手拧回一个大南瓜来。
最终，我将稿子给了作家出版社，是他们恩宠过《装台》，也感谢着他们对《主角》的“高看一眼”。社长吴义勤和总编辑黄宾堂先生，从头激励到尾，井敢“隔着布袋买猫”。这种信任，让我的创作始终处于巨大压力之中。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装台》的责编李亚梓女士，又被再次确定为《主角》责编。她仅用五天时间，就读完了全稿。一天晚上，我正挂着计步器走路，她打来电话说：刚刚读完，兴奋得不能不跟你通话。那些鼓舞人心的话语我就不说了，反正她的语气和用词都让我立马有点飘飘然起来，返回的路上，开车差点压了一只不知这怂人是如何兴奋至此的流浪狗。
小说写得长，后记话也多，打住，不说了。
2017年12月6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