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第11章）(2)

　　“你的意思是我跟他……”我一阵绝望。

　　“不是你是哪个？你的拖鞋和梳子就在他床底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肥皂盒是他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呀，怎么回事？！”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拖鞋和梳子在一个男子床下，这事谁听见都要会心一笑。再看看那个蓝色肥皂盒，我突然毛骨悚然。假如这世上没有鬼，那我无疑是卷到什么大阴谋里去了。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班长手下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弄得全班都在猜测，陶小童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好起来，又哭又笑地向我检讨。谢天谢地，万事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孙煤这时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这回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给我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但我对我的老阿爷可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政审把握大些。他叫我安心等通知。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梳向脑后，但仍然到处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了，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不无关系。他使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跑得光光。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着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又为我舀汤，手忙脚乱，把菜抖了一桌子。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离去的意思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哦……一个礼拜好回来一趟吗？”阿爷抱着可怜可笑的希望。

　　“很远的呀。”

　　“不是就在上海吗？你要回不来，阿爷可以去看你的……”

　　我说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阿爷印象中的上海，对这个小孙女来说已经远得不能再远；而一个礼拜的离别，对他来讲已是久得不能再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