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回想起来，徐北方和我疏远，是从我参加那次“先进分子”大会之后。那时他已拿到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正在说服刘队长放了他，他来找我，希望“先进分子”能帮他一把，去机关上层活动活动。
我说不清当时我对他说了什么，大致意思是劝他不必那样看重上大学。有一点我明确告诉了他：像他这样死乞白赖地要去上大学实在够呛！反正我决不会那样。
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刘队长手里现成就有一个名额。他找我谈，严肃地宣布，这个名额给我。
“让我上大学？”
“我反复考虑，决定给你。”
“为什么是我去呢？”
“因为就应该你去。”
“要是我不去呢？”
“为什么？”
“也许我真的不去。”
“去吧。不容易啊。人人都想去，但我只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宝贵的名额。”
但我把这惟一的宝贵名额让出去了。让给了那个炊事兵，他曾在包子里放过煤油，后来又把做豆腐的石膏当淀粉烧到菜里。我一出让名额，刘队长马上就想到了他。可他没考取，这不怪我。伊农对这个白白糟踏掉的名额痛心得捶胸顿足。有人说，谁要送伊农去上大学，那就干了件功德无量的事，从此这院里会减少一半噪音。
徐北方开始做上大学的一切准备。他拿着团支书画的幻灯片对刘队长说：这样画马马虎虎能对付了。可看过那幻灯片的人都说，团支书画得真像蔡玲那块印着“韶山”的手绢。不管刘队长同不同意，徐北方反正开始打点行李了。他把许多不能带走的东西都扔到院子里烧，好像要跟这世界永诀。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我要走了。”
我不吭声。
“你没听见吗？我要走了，真的。”
我仍旧看着他。他烧了许多陈物，是不是意味着把往日所有的事一笔勾销？
“你干吗一本正经绷着脸？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
“你说你要走了。”
“是啊，咱们的事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还爱我吗？”
我竖起食指“嘘……”了一声，然后左右望望。
他便不说什么了。他把大摞日记本扯开，一页页投进火里。有时停下来，感兴趣地将某页研究一会。这些日记全没用了。他曾用那种复杂的法子记它，把英文、中文、拼音字母和数目字并用，为的是谁也甭想看懂。结果连他自己也看不懂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名称搞得他晕头转向。他有次对着日记本大发脾气，因为他不明白里面怎么会出现“茄子”这词，“难道我他妈记的是伙食账吗？”后来使劲回忆，才想起这是给某人编的代号。
他烧得纸灰飞了满院。我便领着八个新兵来扫。她们跟我在后面闷闷不乐地扫，像我当年一样被动、心不正焉地东一下、西一下地扫着。我严肃起来，对她们讲：“不要小看扫地这样的小事……”
徐北方拨弄着火堆，虽然逆着夕阳余辉，我仍看出他脸上出现了不怀好意的微笑。当天晚上他想约我出去谈谈，但我拒绝了。
现在想起来很纳闷，我怎么会拒绝呢？
记得他当时很失望，看了我很久。
“我想不通，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
我说：“我真的有事。”
“我知道，你有许多重大的正经事！”然后他就急匆匆转身走了。最后一刹那，我看见他突然笑了一下，笑得怪可怕，有点像那种精神失常的人。
我就是那样对待他的。但我不能骗自己，我多么爱他！我那样彻底地令他失望，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走了。我冷峻而轻蔑地对待了他惟一的一次真爱情。我当初把自己搞成那副不可亲近的样子，把他吓跑了。我在毁了他感情的同时，也毁了我自己惟一的一次真爱情。
我就是那样下狠心割舍掉一切心爱的东西。上大学，是多么诱人的事。刘队长一对我说起，我顿时感到脑子里一片五光十色。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渴望去那儿。静静的校园，肃穆的图书馆，我比任何人都适于去那里。我会是个好学生，我的素质和基础决定我将有优良的成绩。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合理地使用那里的一切，珍视那里的一切。所以，它对我的诱惑比任何人都大，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从小我就像背口诀一样对人们说：上了小学上中学，中学毕业上大学。大学，是我印象里最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去处。不上大学的人都是笨蛋，糊涂虫，没出息的东西，阿爷就这样告诉我的。可我不再对阿爷的信条感兴趣，也未必正确。他死了。上大学这事，使我发现自己并不像外表上那样过硬；它戳到了我的最痛处也是最舒服处。我发现心里萌发一种遥远的渴望，在我灵魂那片旧的土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