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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哥看见路上的一对爸妈见孩子口罩掉地上脏了随即扔掉换新的，这才理解Candy迫不得已的行为：对比别人家不愁吃穿的物质富裕，手头拮据的Candy却仍要为两盒口罩绞尽脑汁（导演用另一个镜头告诉我们，窄哥的母亲同样因为贫穷只能使用被反复晾晒和蒸过的口罩），偷窃／欺骗是她在杯水车薪的清洁工作之外，想在经济不景气的疫下香港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行动）。 《窄路微尘》对清洁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描绘，林森团队事前做了不少资料搜集，从清洁工的技术、器材、术语，到实际工作时的步骤细则等生存状态都有深入了解。他们发现很多小型清洁公司都会因应工作规模再请兼职，不少清洁用品也会（像戏中那样）放在办公室。 在年龄方面，与印象中只有老年人才会干清洁不同，很多身壮力健的年轻人也不怕辛苦肯入行。其间他们发现了一间清洁公司的老板「是四五十岁的男人，请了一位女士合伙，女士又会在办公室煮饭给男士，女士又会自发接order外出工作。」林森和编剧觉得挺有趣，便成为戏中窄哥和Candy的雏形。 正因为事先进行了详尽周密的资料搜集，导演和编剧对戏中角色的塑造才能如此准确和贴地。窄哥和Candy一丝不苟地做着消毒清洁，通过对工作、对行动的全身心投入，抵抗疫情时代的停顿与虚无状态。 人物置于画面显眼处的「动能」，与环境／世界的「静态」之间深藏不露的影像张力，贯通了人物与环境、与世界的联系，形式上不再受制于单一封闭的情境，令电影拥有相对丰富的层次感。 而在窄哥和Candy清理离世独居老人房间一幕里，电影将疫下普通人挣扎求存的复杂情绪和心理浓缩为一张残留着尸体腐臭的床单：不断的工作／行动不单单是让人物在陷入全面停滞的疫下确立存在之意义，更是在对抗随时来袭的死亡焦虑。 此外，窄哥面对母亲的骤然离世，纵使遗憾与她相处的时间不够多，但正如窄哥的做人原则「弄脏了便需要清洁」，勤勤恳恳地工作是他平复悲伤的最佳途径。 林森在戏中以不故作煽情、温柔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社会底层的灰色地带、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也相信世间有童话、好人好事。他创作了一个疫境下小人物相互扶持的感人故事。 尽管窄哥多次被Candy拖累，最后一次更是因为Candy背地里使用不合规格的清洁剂，间接令窄哥公司倒闭和惹上官非，但窄哥仍然选择原谅她。林森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窄哥的角色设定是小时候喜欢看日漫，是有着童真世界观的好人。 窄哥的「圣人」性格也被不少观众质疑不够真实，林森则承认不想将主角描绘得太惨，让丑恶的事留在现实，「起码有一些欢乐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顾，或者纯粹互相扶大家一把，起码在风急浪高的时间下，都有嘢可以依靠」。 戏中人物遭遇的困境与挫折相信是基于现实，而以不那么悲惨，甚或带点乐观的方式描写他们在疫情下艰苦的生活，相互关心支持，无疑属于导演个人的选择。 林森不像肯洛奇那样为控诉社会制度的荒谬，毫不留情地刻画小人物的贫穷和绝路，亦不似李骏硕在《浊水漂流》里表达出对社会不公义的熊熊怒火。导演的善良让他镜头里的人物在面对困境时始终抱着「生活再怎么不堪，也得怀着积极正面的心境坚持下去」的信念，本来无可厚非。 但当公司因负债累累而倒闭，窄哥只能忍痛放弃坚持许久的清洁工作，从持续的运动状态停顿下来（与周遭环境同频率）的人物们却仿佛集体患上了道德洁癖。 电影前半段在对社会阴暗一面、道德困境的如实呈现，与逆境中流露的人性微光之间努力维持的微妙平衡，却在后半部分被导演想要为人物行为「纠错」的意图给破坏了。 虽然可以理解林森坚持人心向善的创作理念，但当窄哥在网吧重遇正在打工的Candy，却差点因为客人的龌蹉举动而大打出手，窄哥本意善良的行为难道就不会连累Candy丢掉工作吗？ 而且，由于导演为窄哥安排的人设是绝世好男人，是往昔粤语长片里吴楚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于现代语境的重新演绎，几乎没有任何道德污点；为生活不惜偷窃取巧的Candy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不洁之人，是亟需被窄哥的言传身教所「救赎」（教化）的被动角色。 故此，我们在戏中最常听到的就是Candy不断向窄哥说「对不起」，窄哥总是以宽容的心态一次次原谅Candy犯下的过错。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前半段仍能透过人物对工作／行动的专注予以消解与抑制，然而在失去了清洁工作代表的「动能」之后，导演给闲下来的窄哥安排的任务就是纠正Candy和她女儿的错误。两人的误会到最后终归是要解开的，需要承担责任的从头到尾都只是Candy一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