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景象经常是十分残酷、血腥的，这是为生存而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地方，是同类自相残杀，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的地方。当我们谈论狮子扑倒羔羊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是生态学问题，而是一种最普遍的自然现象——就好像你一日三餐吃掉的那些肉一样。然而在那残酷的自然界，除弱肉强食之外，竟然也有强者和弱者的合作。一种叫作波斑鸟的小鸟，会飞进鳄鱼的嘴里去吃鳄鱼的寄生虫，以此美餐一顿。但鳄鱼从不会伤害这种小鸟。你也许会说，鳄鱼没办法搞定这些寄生虫，事实并非如此。鳄鱼可以依靠吞下一些带有药性的植物来给自己漱漱口，它们完全有能力摆脱寄生虫的侵扰，那么为什么它们不会吃掉波斑鸟呢？从小鸟的举动来说，飞到鳄鱼口中，那实在是自投罗网，鳄鱼可以轻易地吃掉它们，但是鳄鱼们从来不那样做。这类强者与弱者合作的例子长期让生物学家困扰。诚然，相互合作是有利的。如果每一只鳄鱼都吃鸟会怎么样呢？那就不会有一只鸟留下来清除那些寄生虫了，但这是一个聪明者的论断。大多数生物学家惊奇地发现，鳄鱼的头脑居然也有类似的推理能力！同样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鳄鱼有什么道德准则禁止它吃这种鸟？那到底是什么使得鳄鱼放弃送上门的美餐呢？
许多生物学家热衷于猜测鳄鱼的想法，却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小鸟为什么要飞进鳄鱼嘴里呢？对于鳄鱼来说，还只是吃不吃这一小口肉的问题——也许鳄鱼们对如此小的肉根本不屑一顾吧！可对小鸟来说，这是生与死的关键分歧，是什么给了小鸟勇气，让它们向鳄鱼的嘴里飞去呢？
人们对于“适者生存”常常存在一个理解上的误区，认为自然界是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些最强壮、最聪明、最多产或者最凶猛的物种，让它们延续下去。
之所以容易落入这样的理解陷阱，是因为人类正好是地球上满足上述条件的物种。他们的确具有超越其他物种的能力——最主要是在大脑的表现上，他们逐渐掌握了各种超自然的能力。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最善于掌握各种技术的物种。因此我们可以满怀自豪地说，我们是在进化过程中最接近终点的胜利者。然而，今天依然存在的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家谱，远超过人类那样的源远流长，而人类以外的绝大多数物种都不会那么聪明、强壮、多产、凶残。
从更具象意义的观点来说，大多数还活着的人类，并不会个个都聪明、强壮、多产和凶残。但其中的那些怪胎，比如连环杀手，却经常具有上述品质。
告密者和模仿杀手无疑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打个比方来说，告密者就像头脑简单的鳄鱼，头脑简单地锁定一个目标，一旦时机成熟、足够接近了，就瞬间发动攻击，攫住目标，然后凶猛撕咬。结束战斗后，开始锁定下一个目标。
在告密者作为“少女杀手”的那个年代，他的确不愧“鳄鱼”的称号。
但是，告密者为什么留下他的第三位受害者，也就是方晓晓呢？方晓晓就像是弱小的波斑鸟，鳄鱼为什么不吃掉它呢？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
鳄鱼非但没有吃掉它，反而与它和平共处，甚至放弃了自己食肉的本性，这就更加难以理解了。
而现在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是：假如这波斑鸟的生命受到了威胁，鳄鱼会挺身而出，甚至以死相救吗？当然，在自然界里，鳄鱼和小鸟的关系可到不了这地步，但是放到人类生活中，情况则难以预料。这是摆在警方面前的一个难题：他们要在同时面对两个杀手的情况下解救受害者，还是与其中一个杀手联手解救受害者，或者同时面对这两种可能性？
麦涛掏出手机，又看了那短信一眼。提示真的是太少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警方的行动要从半个小时之前说起。依照麦涛和艾西的建议，警方迅速在媒体上发表了有关告密者的声明，并很快得到了回应。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并不会有那么多人打电话胡乱提供线索的。在中国，一旦与警方沾边，普通民众下意识地都愿意绕着走。于是便只有一条有用的线索。那是一个服装摊的老板，这位女士患病在家休息，刚好看到电视节目，就打电话给警方说，告密者正是跟自己一样的服装摊老板。近两年他与老婆合伙开店，不过这两天小摊都没有开张。市场管理人员已经发出警告，但是联系不上这两人，想必下个月是不会租给他们了吧。这样的说法正符合麦涛的推断，而最重要的是，这位报警者居然还曾受邀去过告密者的家。太好了！刘队马上带人过去查看，警车一路呼啸着来到了告密者的住所。刘队是第一个冲进去的，随后是麦涛。艾西根本没动地方，悠闲地在楼下抽烟。他觉得房子小人多，进去了也是起哄，没有太大意义。麦涛自然没有艾西这份轻松的心态。他们扑了个空，告密者已经离开，床上还扔着他换下来的衣物，那张字条也没动地方。他看了看那简短的留言，留言没有写明要去哪里，看来必须告密者与凶手通电话才能知道。没有地址，也就失去了方向。刘队懊恼不已。麦涛相对平静，坐下来试着解读这房子里的一切：典型的小两口的住所，桌上还放着两人合拍的艺术照。当然，看到了照片，他们便轻易地辨认出，那里面笑容绽放的女人正是失踪了三年的方晓晓。房间收拾得很整洁，自然是出自方晓晓之手。窗台上摆放了诸多盆景、花卉，使这小小的一居室里显得生机盎然。还有些显然出自女孩之手的刺绣饰品被安置在一边，床铺大概也是按女孩的要求，都是嫩粉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解释了麦涛之前的怀疑。虽然凶手可以控制、监禁被害者长达数年，然而这里始终不存在监禁的可能性。这就说明，方晓晓后来是自愿跟告密者在一起的。受害者对绑架者和凶手产生了同情心甚至是感情的现象，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然而这些都不足以为警方提供真正的帮助。找不到告密者和凶手，就无法解救方晓晓，更无法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