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甲申年，即公元1644年。这是清摄政王多尔衮的时代，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同七岁的皇帝福临都没什么关系。正月初一，早已看清中国局势的朝鲜国王派使者在盛京沈阳给清朝拜年，李自成则在西安自立大顺国，改元永昌。
也是同日，明崇祯皇帝照例上朝，发现立班的只有一个锦衣卫。崇祯命人不停地敲钟召唤，大臣们还是不来站班。吆喝了老半天，稀稀拉拉来了几个人，却是惶恐不安。明朝坐拥天下二百七十六年，今日沦落到如此光景！
正月初三日，左中允李明睿向崇祯皇帝私下献计：“只有南迁，才可缓解目前之急！”崇祯皇帝说：“朕很久就有这个打算了，只是大臣们不愿意怎么办呢？这件事先说到这里，千万别说出去！”今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推想当时崇祯果断南迁，也许还有回天之机。然自古官场都讲究官样文章，真要南迁皇帝是不能开这个口的。臣子们开口，也要看好了机会。李明睿明白皇帝心思，便在朝上大胆上疏道：“如今最要紧的是皇帝亲征，先撤向山东，退入南京，驻跸凤阳，等待勤王之师，然后西征闯逆！”李明睿这番话的真实意思就是劝皇帝南迁，但南迁二字绝对出不得口。皇帝哪怕真要逃跑，也只能讲亲征、狩猎之类。果然就有个兵科给事中，名叫光时亨，斥责李明睿走投降主义路线，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大臣们赶快把屁股坐到了光时亨的板凳上，帮着斥骂李明睿，惟恐沾上逃跑主义嫌疑。崇祯皇帝在朝上只得缄默不语，事后召来光时亨责骂说：“你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且饶你这回！”
这时朝野上下虽然都知道皇帝想南迁了，但皇帝自己不说出来，大臣们也坚决不说。自古做官，贵乎名节！谁都不愿意做出头乌龟，脑袋缩在甲壳里最是安全。这个时候的明朝，外少战将而内缺谋臣，官虽富有而国实贫乏。依现代气象科学的说法，当时地球正值小冰河期，天气异常寒冷，南北连年灾害，加上兵祸四起，外族觊觎，明朝社稷岌岌可危。迷信的说法，便是明朝气数已尽。李自成的大顺军却所向披靡，明将时有败降，举城以献。二月初，大顺军往河南、山东各州县派官员去坐衙门，当地乡绅、读书人和老百姓立马驱逐明官，执香迎导大顺官员就任，明朝地方官也有杀牛摆酒恭迎大顺官员的。似乎天下真的就改朝换代了。崇祯皇帝愈发不信任各地文武官员，派出杜勋等十个太监分赴各地督军。这实在是个下策，太监们平日耀武扬威惯了，地方官员从来就暗自憎恨这些阉官。兵部尚书张缙彦进言：“突然增加十个权重内臣，事权分散而相互制肘，督抚倒多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凡吃败仗，则可往督军太监身上推诿。但崇祯皇帝早乱了方寸，听不进这种话。不料刚刚过了半个月，正是这个太监杜勋同他所监督的总兵一道降了大顺。
二月二十八日，崇祯再次召集大臣们商议南迁之事，但皇上仍不能开口直言。他事先暗自对大学士陈演说：“此事要先生一担！”陈演奸滑不肯负责，在朝上闭口不说话。崇祯愤恨异常，面子上却仍要强撑着，放下狠话说：“倘若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君为社稷而死，则死于正义！朕已下了这个决心！”真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了。
惶惶然到了三月中旬，大顺军所到之处，明将多有附降，旋即就兵临燕京城下。明朝守城士卒因粮饷奇缺，羸弱萎靡。崇祯急命皇亲国戚、勋旧大臣及太监纳银助饷，响应者寥寥无几。三月十七日一大早，城外鼓角震天，崇祯急召文武商议，但君臣只知相向哭泣。此时西直门内，大顺军身披黄甲蜂飞蚁涌，天地如黄云所蔽。明军却连武器都缺乏，有的士卒只得操木棍上阵。士卒不足，急调数千太监凑数。士卒久不果腹，无力御敌，东倒西歪。一位督军官员飞马入报崇祯：“守城军士不肯效命，都躺在地上睡大觉！拿皮鞭打起一人，一人又躺下了，如何是好？”崇祯闻言痛哭，群臣也跟着哭。
这时，投敌的太监杜勋进宫劝降，声言大顺同明朝裂土而治，愿为朝廷内遏群寇而外制辽藩，但不奉诏入朝觐见。境况糟到这个地步，崇祯皇帝也想苟且，但他仍是不能开口的，只道：“事情已十分危急了，你们就说一句话吧！”皇帝已在哀求大臣们了，而满朝文武亦无一人吭声。崇祯盛怒之下发了虚火，推倒龙椅进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