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2)

　　①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据作家说，这一姓氏是根据冲绳语里的一个词汇确定的。

　　在大江的文学世界里，“森林”与“峡谷村庄”几乎是可以相互置换的意象。作家曾说，他所理想的乌托邦，就是“我的故乡那里的森林”，“森林峡谷里的村庄”。①和“峡谷村庄”一样，“森林”在大江的作品里，常常作为人物的“再生”之地（如《同时代的游戏》，１９７９年），或者核时代的隐蔽所（《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１９６８年）而出现。在“森林”的延长线上，无疑还矗立着“树”的意象。大江的作品里关于树的描述俯拾皆是，几乎达到偏爱程度。他的“雨树”系列之所以把“树”作为“死与再生”的象征，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之所以仍然以树为题（《燃烧的绿树》），都不是偶然的。大江说，树是帮助他跃入想象领域的旅行器械，是他“接近圣洁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的媒介。”②

　　①大江健三郎：《寻访乌托邦寻访故事》。

　　②大江健三郎：《作为旅行器的树木》。

　　应该说，如果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理解大江作品文本的关键符码，那是不够的。森林－峡谷村庄与大江的文学世界有着更深刻的联系，它对于大江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小说方法的形成，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江回忆说：

　　“３０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①

　　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见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②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③

　　①大江健三郎：《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１９９２年５月。

　　②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③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１９７８年，岩波书店。

　　据该书“后记”，大江“边缘－中心”模式的提出，与阅读山口昌男的《文化与两义性》（１９７５），接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有关。

　　大江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清醒地看到，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model），从而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①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边缘人”当然不能简单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大江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他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着。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自然为既成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人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从而引发出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①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从上述意义上说，《广岛札记》（１９６４）、《个人的体验》

　　（１９６４）无疑都属于“从边缘出发”的创作。尽管大江提出“边缘”概念远在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江用“边缘－中心”图式讨论小说方法，固然不无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他自我体认、探索思考的结晶。《广岛札记》汇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明晰显示出其“从边缘出发”的指向，是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在这样的视野里，广岛原爆的受害者们的位置与意义即发生变动，他们不仅让人触目惊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还蕴藏着治愈核时代社会疾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