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囚(5)

　　“看上电影了？”我说。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人影子。我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那年头两块钱大得很呐，我们一个月才发五角钱买卫生用品、买烟。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我个子大，比人都高一头。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颏，跟小时候的你妈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裤腿，捶我脚趾头脚孤拐，我也顾不上理他，已经一脸都是眼泪了。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就用两个手满脸地揩眼泪。十几年没见过的女儿。”

　　路灯下，我见姥爷的脸硬硬的，并不太感伤。但我确定他在走进灯光之前偷偷把眼泪抹去了。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嚎出那种声音来。他让我安安生生站在那两个凳子顶上，哭了好一会子。他就让我站在那上面呜呜地哭。我不晓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晓得人都在散场了。从我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我，看这个老头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号衣，跟猴子似的爬那么高，爬那么高去呜呜地嚎。人都走光了我还不晓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嘴和脸跟身子一块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回去还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场子的人扫得我一身灰尘，香烟头、瓜籽壳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来，浑身肉疼，像皮给人剥了，一动就冷飕飕地疼。那个痛让我忘了跌碎几颗牙。我等会告诉你这个痛是哪来的，先讲那些清场子的人怎么把我拖到外面，说快把这老头抬卫生所吧，说不定还救得活；也有的说，还值当抬吗？先放在这里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的号码上有大队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砍，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不然也当逃跑论处。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我们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早没弹性了。据说里面还掺了碎纸渣，全靠分量挡寒。那东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挫刀一样在皮肉上挫一挫，一身还不都给它挫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我们已到了家门口，妈伸个头在楼梯口，见我们便说：“我这就要出去找警察报案，我家丢了两个人！”她从姥爷手里抽过报就走。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这是她读晚报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证实一下：人们尚记着她曾经的美丽，人们尚谅解已不再美丽的她。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一生。她一向认为主要得归罪姥爷：因为他做了30年的政治犯，她从来都没有得到重用。连姥爷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么个疏远政治的人怎么会成个如此重要的政治犯，值得枪毙，值得关押30年，值得特赦，总之，值得许许多多的人为他麻烦。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她实在无法把她一生不幸运的根源叫做“爸爸”。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不要有这样一个姥爷。没有这样一个姥爷，我们的日子会合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