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我必须跟她去火车站，去接从劳改营回来的姥爷。火车从兰州开往北京的，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都有一层黄色尘土。站台空旷了，姥爷还不出现。妈烦躁地自语：“叫他别动，别动，肯定错过了！”妈不承认她不记得姥爷的模样，她说起码姥爷的大个头会让她一眼认出来。我从来没见过姥爷，据说他的所有照片都被烧掉了。一些是他刚被捕时烧的，其余是“***”中烧的，姥姥和妈必须把和他的一切联系烧干净。我和弟弟从来不知姥爷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后来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给忽略了，死刑也延缓了。一缓30年。整个一个空站台就把我妈和我晾在正当中。都要走了，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人，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又瘦又矮。他疑惑地往我们这边走几步，希望我们先问话。妈小声跟自己说：“不是的，不是的，一点影子都没有！”我也但愿不是的。这老头猥琐透了，不是那种敢做敢为敢犯王法的模样，也没有政治犯的自以为是、不以己悲的伟岸。老头唤出了妈的乳名。妈脸上出现了轻微的恶心和过度的失望。妈推我一把：“叫姥爷！”
这是她坚持我陪她来的原因：我叫一声姥爷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爷哭了一下，妈也哭了一下，这场合不哭多不近情理。
不久姥爷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们都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或拿挂号信。也请他去中药房抓药，抓回来煎也是他的事，我们家除了姥爷和我，全都是常年吃中药。常常是妈烧菜烧到半路，叫姥爷去买把葱或一块姜。妈给他多大个钞票他都不找回零钱。弟弟大声嘀咕：“80岁的人了，他搜刮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也纳闷姥爷拿钱去做了什么。30年做囚犯，该习惯没钱的日子了。妈有时会在饭桌上突然对姥爷说：“您要吃就吃够，别回头拿钱去到外头吃去。”大家都看得出姥爷嘴吃的不多，眼睛却很饿。
自从我们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先是每人忘在衣服口袋里的钱被姥爷洗衣时一一掏干净。后来放在厨房小袋子里的牛奶费、报纸费也没了。最近一次，爸来了100元的小稿费，差姥爷去取。到晚上姥爷回来了，钱没回来。
有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撒谎吧？姥爷？”我阴险地说。
他不理我，用远不如他脸那么老的修长手指哗哗响地搓洗筷子。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赃捉奸的笑容。
他看我一眼。在他黑白混淆的眼睛里，我不是个外孙女而是个狡狯却还有点人情味的劳改队干部。我没多少同情心，对这老人。我的同情心早在姥姥身上用光了。那个为政治犯丈夫忍气吞声做了30年“敌眷”的姥姥。那个好强、自尊的老女人，哭瞎了眼在家门外也绝不低谁一头。姥姥瞎着眼，没等着“见”姥爷最后一面，就死了。要不这样等着姥爷，她是可以早些死的。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30年都没看过电影。”
“外头有的，那里头都有，”姥爷说。他和别人相反，从不控诉“里头”，总要给人个感觉他这30年过得没有太不如人。不少时候他还怀念青海湖的鱼，“那些鱼的杂碎比这里的鱼肉还鲜！”妈会回他：“恐怕你们只有鱼杂碎吃。鱼肉从来都轮不到你们吃。”
“怎么没有电影？”姥爷扯起一脸皱纹，鄙夷我的孤陋寡闻：“场部一个月映一两个新片子！”
“你们劳改犯也能去？”
他给问住了。见我要走，他忙说：“你妈演的电影，我就在那里头看的！”
“哪个电影？”我问，看他是不是在胡诌。半年前在火车站，他和妈根本谁也没认出谁。
“六二年春上。”姥爷不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对，是六一年春上。二月二十三。”
“妈演的哪部电影？”
“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远就喊我：‘老贺老贺，我跟你讲个事！’我手上一壶开水，烫冻实的井头。我就赶紧撂下壶，往王管教跟前去。他没等我到跟前就迎着喊：‘看见你女儿了！’我一听脚都软了，插在雪里，拔不动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红地笑：‘看了你女儿演的电影！’是电影，你看。你姥姥隔一两年给我一封信，信里提过你妈给提拔去演电影了。王管教看着我说：‘你女儿长得像你！牙也煞白的，也整齐！眼睛像她母亲吧？’我直点头。我随身带的相片是四七年拍的全家福，你妈那年才八岁。逮捕我那天，她还在巷子里跟邻居女孩子跳橡皮筋。”姥爷把最后一个盘子擦干，看看我，猜我是不是听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