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手笑沙鸥（76、我们把肉体放在何处）(19)

    魏晋时还有另一类人，他们也放浪形骸，狂放不羁，然而简约玄澹，俊雅疏放；他们任情，重情，深情，纯情；他们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者流，却真正体现了超逸脱俗的风流精神。

    阮籍和阮咸叔侄都名列竹林七贤之中。阮氏家族皆能饮酒，诸阮共聚，饮酒往往不用杯盏，而以大瓮盛酒。众人围坐，相向大酌。阮家养的猪也颇有酒性，常常群集酒瓮之侧，同诸阮一起把嘴伸到瓮里开怀大饮。毕加索曾画过一幅素描，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放浪形骸，人猪共醉的情景。画家不曾知道，中国的一群风流哲学家比他们早一千年就体会到这种“同于万物”的自由境界了。

    欲望中深谙佛家游戏三昧，已经无善无恶，和光同尘了。他六十一岁出家为僧，却没有受戒，也不守戒规。他从不奉经祈祷，连读书都怕费目力，而让别人读给他听。他居然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又做《观音问》与士人妻女论“道”。他公然宣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李贽的狂诞悖戾使那些道学家们既怕且怒。1601年初春，他出家为僧的芝佛院被一场来历不明的大火烧得四大皆空。据说纵火者乃是当地官吏缙绅所指使的无赖。1602年，曾是他的好友的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了一本奏书，参劾李贽耸人听闻的罪状：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终于，万历皇帝大怒，着令锦衣卫将他捉拿入狱。他的著作也被下令焚毁，应验了他自己起的书名《焚书》。纵观中国的哲学发展史，尽管多多少少有几个离经叛道者，大体上还是一部灵魂对肉体的压迫史。中国人哲学存在的前提仿佛必须是蔑视肉体。既然肉体如此低级鄙俗，成了人性善的桎梏，那么我们能将肉体放在何处？我们今天再提对肉体欲望的压抑与厌弃已经不合时宜，但谈论灵魂的高尚与自由又往往被看成迂阔可笑。新的疑惑又出现了：这是否可以看成历史的进步？是人性的张扬还是人性的堕落？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所要的生活到底存不存在？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那样，对我们所能够拥有的生活心满意足，禁不住喊一声：生活呀，你停下来吧，太美好了!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电影《第七封印》中有段台词有些意思：我的肠胃就是我的世界，我的脑袋就是我的永生，我的双手是两个呱呱叫的太阳，我的两腿就是时间的钟摆，我的一双臭脚就是我哲学的起点！天下事样样都跟打了一个饱嗝似的，只不过打嗝更痛快些。这段俏皮得有些粗俗的台词，道出的其实正是哲学的本源。如果想说得文雅或严肃些，我们可以引用诗人保尔瓦莱里的话：一切人体未在其中起根本作用的哲学体系都是荒谬的，不适宜的。尼采在《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写道：你肉体里的理智多于你的最高智慧中的理智。可是，人世间有多少疑惑经得起追问？人世间又有多少追问会有答案？或者，疑惑本身就是答案？也许，人类的宿命就是永远只能眼泪汪汪地望着到达不了的彼岸！

    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个更有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身长六尺，相貌丑陋，整日沉迷醉乡，神情悠忽，视形骸为土木。他耽酒而病，却更为渴酒，哀求他妻子给他一点酒喝。妻子劝他戒酒，哭泣着毁掉酒器，把坛子里的酒也一倾而尽。刘伶说，好的，我自己无法控制酒瘾，只有在鬼神面前发誓才能戒掉。请你把酒肉供在神像面前，让我来祈祷发誓。于是刘伶跪在神像面前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于是饮酒进肉，又颓然而醉。

    他的《酒德颂》无疑是他最生动的自画像：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为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动则挈篕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我们万万不可以为刘伶在醉乡中真的除了酒中滋味，其余什么也不知道。刘伶在醉乡中悟到的理，正是庄子“坐忘”，“物化”，“吾忘我”的高妙境界。刘伶在醉乡里“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这不是庄子所谓能够摆脱形与物的羁绊，自由逍遥的“圣人”，“神人”，“至人”吗？不同的是，庄子企图以忘却废弃肉体感官来达到这个境界，而刘伶恰恰却是通过肉体感官达到了这个境界。庄子的道路是一条行不通的绝路，而刘伶的道路却简便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