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官的婚姻(3)

　　lawerence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的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务安排，住房，津贴计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嘴哈哈大笑，有种真的山东豪爽。当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时，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麽样，你和lawerence什麽时候结婚?”

　　“还没有计画呢。”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可不容易精确地重复。

　　“这个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都问了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嘛?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

　　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麽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一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有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的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麽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lawerence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为了我！”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lawerence，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在那边炸了：“你怎麽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罪犯嫌疑才可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麽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

　　“让他们测验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话，怕什麽?！”我也大起声，心更委屈，觉得自己忍让至此，他倒毫不领情。“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该答应你的求婚，不该到这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了。原来，我并没有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我仍在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达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麽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并且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两个国家，两个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势力范围而勾心斗角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象你想的那麽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lawerence回去后，打电话高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级做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改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