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官的婚姻(4)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与他讨论起罗马的日程来。电话刚搁下，门铃响了，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呆了：来者竞是那位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是发现你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动。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查了我房间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麽？”我问道。“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我的坏的英文还是我的坏的教养。“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我也不看他，忙说：“好的。”心想，事情还能坏到哪儿去，坏到头，不就改好了?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交谈开始前，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ＦＢＩ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ＦＢＩ?”他大吃一惊：“这件事与他们有什麽相干?这属于外交部内部的安全问题……ＦＢＩ怎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他逐渐显得愤怒和困惑，“你有把握这些人是ＦＢＩ的?”

　　“我去了他们在芝加哥的总部。”我说。“活见鬼，他们有什麽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睁圆眼睛，向我张开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他带推敲地说：“我接到上级通知，说你和lawerence宣布结婚，我才来对你们例行调查。完全是例行公事！ＦＢＩ告诉对你审查的理由了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无理的?”

　　我摇头松耸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ＦＢＩ少了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麽时间?”“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看上去很焦虑。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ＦＢＩ总部，坐在待客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的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着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看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麽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我还是象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竞是lawerence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状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去。lawerence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讲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胸前带的那块牌子。“你交了吗？”我问。“我坚持要他们那收据来，我才交……”

　　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麽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ＦＢＩ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lawerence的处置了。为什麽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沈默着，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国家是多麽沈重，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无法相信美国竞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麽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