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色头发(2)

　　而李豪却把那字条拾回来，并说在异国多个地址就多条路，就多个时来运转的机遇。

　　李豪告诉我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对留学生来说是天方夜谭的美事，干一个月就能挣出半年学费。“你看，”他指那张字条：“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呢，等于合同书，他不敢不兑现！……”我被说动了，心算一小阵，这份工资当然值得李豪大喊大叫：矮小的他每天扶一个身高两米的瘫子走路，一小时才挣七块，孙燕那份每小时五块照看孩子的工作，还是跑细了腿觅来的。

　　回到住处，孙燕正准备结婚行头，一床的中西礼服都是借来的，租礼服对他们来讲都太奢侈。孙燕和李豪还没有热乎到结婚的地步，但他们的钱不够俩人都以缴学费来维持留学生身份，租两处住房也不合算。孙燕的话是：一碟菜一人吃不嫌多，俩人搭伙也足够，所以她决定牺牲自己，嫁给李豪算了。这样她可以转换成陪读身份，当学生眷属。这间住房是从一群老太太手里租来的，廉价到了让我们难为情的地步。全套家具都是从马路上捡来的，包括李豪那辆车。那辆车常常不动，正如家具件件都会动一样。

　　帮孙燕试衣服时，我讲起“栗色头发”。她一听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激动地惨叫一声。

　　第三天我便去了。从孙燕借来的结婚礼服中挑了件宝蓝旗袍，把头发在脑后梳成我外婆年代的发髻。就这样，我钻出李豪那辆撞得扁脸凹腮的车，让自己款款出现在这群美国人面前，我看见“栗色头发”在远处朝我瞠目结舌地望。

　　然后，我这好看的、会移动的中国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搁在四进地平面的椭圆形浅池中。所有灯全对准了我。灯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黯淡了。那椅子高得我不能随意上下，但可以旋转。有人上来把椅子上的我朝四面八方摆弄一遍，不知怎么了，所有人的英语顷刻间变成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上下左右都围着深紫色丝绒，我被孤零零地镶在这片深紫色中，汗水开始在我脊梁上爬。

　　“李豪……”我叫道，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一大跳。没人应我，李豪早已走了。我真的就这么被撒给一群陌生的异国人。这陌生是实质性的，它来自不同的人种、国籍、语言，当然还有观念。我又唤一声李豪，我听出这叫声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

　　洋人们笑起来，不知我的哪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关心。我身体被转向一个方位，脑袋被转向另一个方位，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喜欢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这么七弯八扭。我似乎明白椅子之所以这样高的妙处：你既然被搁到上面，要怎样可就由不得你，要逃也妄想。

　　我听见画笔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

　　所有的大聚光灯都那么毒。照准席间惟一的一盘菜，就是我。

　　有人问我：“中国现在还有红卫兵吗？”

　　我只听懂了中国二字。便答我的父母在中国、兄弟在中国，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在中国。说到这些就勾起回忆：离起飞尚有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就把我隔离到“中国”人之外去了。父亲似乎一下老得笑也笑不动了，他在最后一刻塞给我一只信封，我不用打开看也知道，那是他仅有的五十五元美金，在此之前，这点钱被我俩打架一般推来推去已推了多日。后来父母在我的央求下离去，所有乘客都登机了，只有我被剩在那间已经与“中国”隔离的屋里。我偶尔举头，发现了父亲，他站在楼上，透过一个奇特的角度与我遥遥相望。我意外极了，向他摆摆手。他的整个表情都表示着他对能否再见到我完全无把握……洋人们仍在热烈地谈论着中国。我听不懂。惟一听懂的是某人酷肖地模仿中国人吐痰：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咋。所有人笑起来。

　　这时我发现这个模仿者是“栗色头发”。

　　他一边笑一边朝我顽皮地眨眼。

　　灯暗下来，“栗色头发”给我一小杯咖啡，并笑着问我他学中国人吐痰学得妙不妙。我们依然东拉西扯、牛头马嘴地对着话：我的姑妈十年前从台湾搬到了美国。那次我到中国，在火车站看见一伙男人互相在头发上翻捡，不时从里面找出点什么，后来明白那是虱子。我的理想是在美国学习，同时当个小说家。北京不像我在美国听说的那样脏。好歹我俩能谈下去。而且不久我懂得他的英语还胜于我懂得其他人的。他开始以他的英语来为我翻译其他人的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