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色头发(3)

　　比如那个话最多的女动物学家对我说：“听说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肉，全国在一夜之间就打死七百三十五万零三条狗，然后全把它们吃了！”

　　当时他为我翻译得很简单：中国人爱吃狗肉。多日后估计我不再有机会去为自己受伤的民族自尊反唇相讥时，才把原话翻译给我。

　　话最少的要数那位退休警察。当我与“栗色头发”交谈时，他突然跑过来，将食指竖在嘴上，冲我“嘘”了一声。后来知道，他当班时在任何地方见中国人聊得热闹，他都会跑过去对他们“嘘”一下。

　　喝咖啡时，我顺便浏览业余画家们作品中的我。我变得千百种怪模怪样。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大家休息时仍坐在原地不停地画，仍是不断地瞅着屋中央的高椅子，尽管那上面已没了我。我走过去看她的画板，并违心地夸她画得出色。一个残废姑娘嘛。她自信地笑笑，说：“中国人长得都这样。”

　　我不懂她说什么，但她的神态有点令我不快。我通“栗色头发”翻译。

　　他这时却不开口，雾一样的灰眼睛凝视着我。

　　周末他常约我一起出去吃饭，他会在餐桌上，一个小时内数次放下餐具，这样惊讶、痴迷地看着我。见我颠三倒四地舞弄餐具，他会忽然抓住我的手，样子那样激动和忘情。

　　我这时的脸会僵在一个笑上。然后听他轻柔地说：“你笑起来牙齿真美。不过听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

　　在画廊工作到第三个月时，我和老板闹翻了。按他那精确说法也不叫闹翻，不过是双方不愿再合作下去。两个多月，我一周三次来此地，让一帮毫无天赋的狂热的绘画爱好者画上三小时，按韩寒的话说是撞破脑袋也撞不来的大运。韩寒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托福”已考了六百多分，却仍泡在语言学校，因为他一天少说有十个念头关于换主修科目。他到美国已两年，从二元七角一小时洗盘子起家的。只有我心里知道我这工作的苦楚；当你穿上绣得沉甸甸的厚袍子，像根麻花那样全身拧着筋，被搁在十几只聚光灯下，绝对静止地搔首弄姿三小时，你稍微动一动就会听见不满的咂嘴。还有更多的、更难以解释的苦。

　　所以在老板对我进一步提出要求时，我决定不干了。而“栗色头发”一听老板叫我，他立刻从画板后面站起。与我一前一后地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经过长长的画廊时，他叫我停下来。廊壁挂着标了价码的画，人们可以在此参观或买画。我看见一幅很平庸的静物上写着他的名字，一个三百元的标价被红笔画去，新价码是一百元。

　　（2）

　　“画得不好。”他说。

　　我没说话，笑笑。画得是不好。

　　“不过我画你会画得好些，会画得像些。”

　　我依然笑笑。他认为画得像就是好。我想他画救火车的零件一定画得极像。

　　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后，老板从椅子上欠起身，对他客套几句，似乎有些阿谀。我当然知道那是因为他花许多钱资助这个画廊。

　　“你的身材很好，非常美。”老板对我说。他坐在角落里一只沙发上抽烟，这时警觉地看老板一眼。“我可以付你三十元一小时，如果你愿意脱去衣服。”

　　他顿时站起身，说：“她听不懂。”

　　我当然听懂了。三个月来我的英文理解力突飞猛进地提高。我知道老板把我当那种漂亮傻瓜了，老板再一次仔细地解释他的意图，我仍沉默。尽管人们正消除对***模特儿的成见，但我想，世上有比我合适的女孩来做这高尚工作。做这高尚工作需要麻痹些许的自我意识。老板得不到回答，便把价钱一个劲往上涨。“四十元一小时，怎么样？”他两眼直闪光，这价钱使他自己都感到惊心动魄。

　　“我完全不懂您在说什么。”我说。并礼貌地笑笑。这种笑会让人误会我目中无人。

　　老板求援地看看他。他说他无能为力。老板让我等一会，他去取了合同书给我看，我就会懂。我说不必了，我的功课很紧，没有时间再到此地来工作。

　　走出老板办公室，他显得轻松而快活。

　　“你其实听懂了。”他对我说。他的灰眼睛笑起来越发没焦距似的。

　　“一个字都没听错，”我说。我丢了份颇好的差事他乐的是什么？

　　“你真不要这笔不错的工资吗？”

　　“你好像也不想我要。”

　　“好像？”他稍稍一恼：“我绝对不让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