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头湾，大西洋边一个宁静的小镇。我隔着多少年月回想，除了一片海水，还有一个故事。
那里有家中餐馆叫顶好餐馆，店主是一对台湾夫妻。多年前的一个夏夜，我离开南京到了纽约，马上开始找工作。有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找到更好的事做，所以把顶好餐馆的差事让给了我。小餐馆急于招人，愿意去的人却少。虽然路远底薪少，但我毫不犹豫地接下来。
店面布局合理就不显小，走道上铺着红地毯，低回的轻音乐涤荡了俗气。
朱老板40多岁，身量矮而板实，举步生风。他见我来了，上前笑眯眯地招呼：“来啦？辛苦哇！刚到不歇歇？”他回身撩开厨房外的布帘子，斜欠着身子伸头喊：“喂！出来！出来呀！人家，怎么称呼你？不行，不行，不能叫你名字，谢小姐吧！出来见见呀！”
爽净的中年女人走出来，甩着手上的水，说：“不好意思，正在备料，刚到也不歇歇？美国辛苦哎。”老板娘说温软的闽南语，跟朱老板的镇江、扬州口音全然不同。她端起桌上的不锈钢水壶，倒了一杯冰水，杯口的小浮冰碰得直响。南京没有走远，纽约已在眼前。离愁尚在心底，生忧逼在身旁。
星期天饭店12点开张，朱老板招呼吃午饭。除了我，顶好餐馆只请了一个墨西哥人，骑车送外卖兼洗碗。其余事情一应由朱家人做。朱老板接电话接订单，上汤上菜。老板娘身兼大厨二厨——大厨炒菜，二厨抓码配菜。
吃饭时，朱老板对我说：“谢小姐刚来，不晓得饭店的规矩，跟你说下小费的事。”小费的事那个留学生跟我说过，因朱老板自己招呼客人，客人给的小费便由他收，他再分给收拾碗盘的勤杂工，四六开，他拿六。他问我：“谢小姐啊，晓得美国小费的规矩吗？小费多就多点，少也没法子，美国饭店都这个样子。”
我能吃苦，怕脏也做出不怕的样子，没有客人时，我就到厨房帮老板娘干活。吃饭时，我主要吃便宜的菜，鱼、肉不多吃。我总是笑容满面。朱老板对我印象不错，说：“现在谢小姐晓得打工辛苦了吧？我们是第一代过来的，才能让我儿子他们不吃苦。现在啊，不管店里多忙，两个小家伙就是不过来帮忙，好像他们的出息跟我们吃苦做的餐馆没得关系。”
朱老板的镇江口音让我分神，我的眼前是他的人，心思却已去了镇江。风光无限的焦山、金山，令人垂涎的香醋、肴肉，这些离我千万里远的东西，在朱老板的乡音里咀嚼着。有时吃过饭，他会给我盛一杯香草冰激凌，我忽然掉下眼泪。
一天，朱老板跟我说：“你做事又快又好，不少事你都能顶下来，这样，以后小费我跟你平分，你看可好？”我连摆着手，说：“不用不用，说好四六开的，就四六开，我真的不要。”朱老板也就没有坚持，后来对我客气很多，每次吃完饭都要我吃一杯冰激凌，周末收工多给我20块钱，叮嘱我乘地铁当心。
那日午饭，朱老板看看四下无人的厅堂，低声跟我说：“谢小姐是南京过来的？你镇江有人啊？”我看看朱老板，问：“什么意思？”他头朝后一仰，靠在椅背上，说：“关系！有没得政府里头的关系？”我想了想，说：“要看你想做什么了，我家不在镇江，好像没有关系。”这个“好像”我不该说，因为它给了朱老板希望。
他看看通往厨房的门，说：“有件事呢，现在跟你说一下。我老家在镇江，后来到台湾，顺拐又到了美国，20多年了。”
20多年！乡音无改鬓毛已衰啊。20年后我的乡音会改吗？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朱老板是最早回国探亲的海外侨胞之一。回去看谁呢？他的近亲不是去了台湾就是移居海外，留在镇江的又怎禁得住岁月流逝、生老病死？朱老板沙里淘金似的找到一两个远亲，以免到了镇江抓瞎。
飞机降落在北京，他乘火车直下南京，坐大巴直奔镇江。他跟亲戚说，就想到老宅子去看看。在1979年，想找到旧居不难，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还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