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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正义回廊》，本来这个案件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对它产生兴趣，是因为原型人物就跟我们一样年轻很愤怒，也跟父母有矛盾。我就很想了解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东西原来是共通的，我可以把我对社会的了解都放进去。我跟影片《正义回廊》的几个编剧创作“评审团”出来，就是把我们对社会变化的观察放在里面。 看死君：拍《死尸》是第一次和毛舜筠、郑中基这样的明星们合作，跟他们沟通会不会有压力？ 何爵天：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毛毛、郑中基）这些在我们的小时候已经拍过（很多戏）的演员，跟《正义回廊》里的苏玉华、周文健不一样，他们虽然拍了很多电影，但也已经很多年没有拍过了，所以也是一个很新的心态。我就不知道郑中基和毛毛会怎么想。 这次合作我觉得很好。其他导演会说，大牌演员你一定要对她好，镜头多拍她，毛毛不是这种演员，她没有关系的。特别是在拍第一次去陈生陈太那里的时候，本来是毛毛自己表演，她觉得要做两个改动。“不如把陈太放在旁边嘛”，她是希望其他演员也有演出机会，这个很重要。那场戏拍完后，她就跑来对我说，“阿天，那个杨伟伦，我的儿子没有戏喔，不如我们有机会把后面的戏都重拍一遍吧，给杨伟伦机会来表演。”这个心态是很好的，她完全是想着整体。 看死君：同样是拍奇案电影，八九十年代香港导演拍“十大奇案”，暴力的内容都会很直给，他们表达的情绪会更愤怒、更直接。而从《踏雪寻梅》开始，再到《正义回廊》，会出现很多意识流的东西，你怎么看待奇案电影的改变？ 何爵天：90年代大家教育水平不高嘛，就是看中暴力、动作和猎奇。《踏雪寻梅》把奇案片变得文艺了，之前从没有人关心那个死者，它就是用爱情片的拍法拍奇案片，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新的定义。然后，我就按照这种思考方式......当然我的《正义回廊》没有那么文艺啦，我跟翁子光最大的分别是，他是很感性的，我是很理性的。 我就参考西方导演们的那种理性的创作，比如像大卫·芬奇导演的《十二宫》，还有奥利佛·斯通导演的《刺杀肯尼迪》，某种程度上也是奇案，但他们就会分析，就会在法庭上通过审讯去看这个事情。所以我拍《正义回廊》，就用法庭作为切入点。 现在观众们的观影经验改变很多，教育水平也变得更高。在香港有Netflix，他们看电影就会看很多，里面的纪录片都是讲犯罪的。我妈妈也不看TVB了，会看美剧，看查案类电影，所以知识水平越来越高。还有，现在的人如果看不明白，他们不会觉得很担心，因为还有机会再看，90年代的人买票，基本上都没法看第二遍。还有很多解读类的文章，我每次看不懂，就去豆瓣上看这些文章...... 看死君：你也刷豆瓣？ 何爵天：我也会看啊，我觉得豆瓣写的比香港影评厉害。反正很多人解读嘛，有些都是我没想过的，比如《正义回廊》的结尾为什么要拍蜘蛛啊？看到这些人的答案，我就会想，为什么他们想的比我还要多很多？这是个很有趣的点，如今这个时代真的不同了。 影片《正义回廊》结尾看死君：你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天马行空的桥段，比如《正义回廊》里的希特勒，或《死尸》里刘江的角色突然暴毙，这好像成为你的风格了？ 何爵天：第一，我对60年代日本新浪潮的电影特别喜欢，就喜欢他们突然间的意识流，非常得大胆，走得很前。你现在看都会想，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能够想到这么恐怖的东西？我特别中意的导演是增村保造，就是拍《盲兽》和《赤色天使》的日本导演，“蜘蛛”其实也是来自他的电影《刺青》。我觉得日本电影就是什么都能拍出来，想到就去拍，这个很重要。我不要被别的那些东西框死了，反正电影嘛，就是要天马行空一点。 而那个希特勒，就是来自莱芬斯坦（大陆译名为：莱妮·里芬施塔尔）。如果不知道莱芬斯坦是谁也没有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看不明白就可以上网找影评，所以不知道也没问题。 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这两部电影都依托了剧作的基本，我不会因为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把这些搞乱。只要把尺度拿捏准，就OK了。我相信你们看《正义回廊》，是不会把时空搞乱的。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也要让观众们了解，我很喜欢这样，还有费里尼，他的电影也有很多想象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