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第七章 对“战后派”的畏惧和不协调感）(2)

　　在《性的人》这个中篇里，可以说，我就运用了素描手法描绘了某个情景，描述了一个青年想要成为调戏妇女的流氓，以及此类人在乘坐轻轨列车时的紧张感。结果，借助戏剧性的悲惨结局，作品在上述范围内得以成立。然而，那个青年在三四年之间，在如此度过时光的过程中，作为人，他将行至下一个阶段——或走向崩溃，或成长起来。我就用这种方法，使得素描阶段成为那个青年的人生中的故事，我认为这就是小说。无论中篇还是短篇，都有这种内容的小说。我也曾用素描手法写过若干描绘性状况的短篇小说，不过，却没能写出一个人成长的清晰过程，毕竟当时自己也还没有成长起来。在这一点上，那时我感觉到一股强烈的不安，不知道自己笔下的那些青年今后将去往何方。在写这类小说的同时，我更在用理论来阐释这一切。

　　——是《性的人》和《政治的人》。在政治上已成为雌性之国的青年，作为性的人，他们只能滑稽且悲惨地生活；作为政治的人，则只能持续着与他者的对立和抗争。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他们归属于哪一边，您都试图描绘出否定性的、处于闭塞状态那个时代中的人。他们确实非常激烈地反道德且具有魅力。关于这一点，从其后发表的《倾听“雨树”的女人们》开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就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是啊，我年轻时关于性的人、政治的人之构图，完全是观念性的，构筑的理论如同火柴棒做成的工艺品一般，然后贴上小说的皮肉，我本人只是在这方面拥有非凡的才能而已。有一个时期，我被报界理解为“在性的侧面具有冲击性表现的新作家”。我也曾想听之任之，但是，那就终将成为刚才说过的“火柴棒做成的”作家。

　　关于性，或者说关于女性，我后来能够稍稍认真地进行思考，还是在年逾五十写出《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之后吧。从那时开始，作为实际创作的作品来看，我的晚期工作已经开始了。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晚熟作家，尤其在对女性的描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