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第二章）(6)

    我一下乡就被公社的宣传干事（人称陈记者）召去开了一次会，宣布为公社的通讯员，有任务向县广播站、省报、省广播电台乃至《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导本地的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春耕生产、狠抓阶级斗争这根弦、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计划生育、踊跃参军等等新闻。

    陈记者对自己的行当十分尽责，在这次招兵买马的会上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我了解过了，你们，在学校里都是好笔杆，我相信，你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前途，你们写报导吧，有好处，把成绩报导出去，领导高兴，就会重视你们，他们会记住你们的。

    你们想不想上大学？

    大家在心里用力地说：想。

    陈记者说：想就努力吧，不会埋没你们的。

    陈记者的话像一个真正的招生人员亲口所说，对我们起到了强烈的煽动作用，我们全都信以为真，我们在心里暗暗庆幸一下来就碰到了陈记者，他在我们忐忑不安混沌一片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看到，要做出成绩并不难，只需做些我们本来就熟悉的，自以为得心应手的事情，这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下子心情轻松了。

    我们眼前出现了亲切的笔、可爱的纸和安全的桌子，想起了我们历次作文的优秀成绩，墙报上的漂亮文章和大会上的出色发言，它们像宠爱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好的朋友站立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身后围成一溜凉爽的屏障，使我们又安全又轻松又自信，脸上悬挂着才华。

    这是多么的好。

    我从小体质差，最怕体力劳动，太阳一晒就头晕，体力的事总是令我恐惧，下乡之前学校统一量了一次体重，我只有七十二斤，听说在农村只挑七十多斤是很丢人的，是不肯出力气的表现，只有挑上一百多斤才能表现突出。

    这使我心生沮丧。

    临行前向语文老师梁振中道别，他一再嘱咐我，要量力而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人只能挑跟自己体重相当的东西。

    我心事重重地答应着。

    从此我一路心事重重。

    在七月份的B镇农村，公社的小会议室热气蒸腾，凉爽的前景从陈记者的身上发出，一阵阵地扩散到我们身上。

    我们开始专攻县广播站，我们写稿，一式两份，另一份寄给省报，因为各地的投稿数字省报要统计。一时间，有线广播网回荡起我们新鲜的名字。

    我们新鲜的名字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活鱼，在有线广播网里拼命跳跃，一个比一个跳得高跳得漂亮，在跃起的小小的空间里（这空间就是小小的B镇城乡）闪耀着白色闪亮肥美的鱼肚子。

    这真是一幅好看的鱼跃图。有线广播事业在B镇十分发达，在县城，像月饼盒子大小的广播喇叭安放在每一个机关和家庭，在农村，每个生产队也都有好几个。我家门口骑楼的廊柱上就一直挂着一个，每天早上六点钟，县广播站一放《东方红》乐曲，所有上学的孩子知道该起床了。

    有线广播网深入人心，是我们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的报纸、电视、收音机、戏台和电影院。十七岁的孩子们下到农村，在夜晚，点着煤油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稿，其中有的被广播里那个亲切熟悉说着本地方言的女声读出，我们的名字也被随之读出，我们紧张地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兴奋得彻夜难眠，紧接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熟人又一一告诉我们，我们装做脸无表情地听着他们的赞叹，我们是多么爱听赞扬声，我们在心里一再重复着那一片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好听的赞扬。

    每个人都得了一个县广播站“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以及奖品：一本塑料皮笔记本，盖着大印。

    是谁在一九七六年在B镇县的广播站任职，使我们得到了获奖的喜悦？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个人是谁？我有时认为这是一个圆脸大眼脸上有酒窝的年轻男人。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呢？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我按照在学校写大批判作文的做法，摘抄了《人民日报》的有关句子，兴致勃勃地编写成一篇社论，我激动地认为这是我写的一篇好文章，若是在学校，梁振中老师一定会给我打一个“优”，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