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更多的暴力，更多、更多、更多的暴力！”戴维·伯德桑怒气冲冲地用攥紧的拳头重重捶了一下，讲话的调门高得就象喊叫。“要多得多的暴力，为的是把人们震醒。还要制造血肉横飞的杀人事件，一大堆这样的事件。这是让他妈的那些混蛋群众摆脱自满状态，起来行动的唯一办法，绝对的唯一办法。看来你对这一点毫不认识。”
乔戈斯·温斯洛·阿香博坐在一张粗糙的木桌对面，听见这最后一句责备的话，他那瘦削得象苦行僧似的脸，马上涨得通红。他身子向前一探，坚定地说：“我当然认识到这点。不过你说的事情需要组织、需要时间。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我们不能每天晚上都找个目标干掉它。”
“为什么不能？”这留着胡子的大块头眼睛瞪着乔戈斯，“见鬼，你们现在干的就是放些鸟鞭炮，然后东混西混歇上一个月，什么也不干。”
他们这场很快发展成争辩的讨论，正在东区那所租来的房子的地下工作间里进行着。这所房子也是“自由之友”的藏身之处。象平日一样，这个工作间里乱糟糟地堆满了工具和用来搞爆炸的各种玩意儿——电线、金属零件、化学药品、定时装置，还有炸药。伯德桑是十分钟前来的，进门之前按他的惯例，对盯梢采取了防范措施。
“我对你说过，你无论干什么，钱总是够你用的，”这位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头目接着说。他脸上显出了一丝笑容。“我刚刚又弄到了一笔。”
“钱是重要的，”乔戈斯也承认。“不过，我们这里担风险。你可不。”
“妈的，风险是你们的本分。你是一个革命战士，不是吗？我也在冒险，不过性质不同就是了。”
乔戈斯在座位上不安地动着。他对这番对话感到不满，正象他对伯德桑越来越当家作主感到不满一样。自从乔戈斯经费枯竭，由伯德桑的钱取而代之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发生了。乔戈斯这时比什么时候都更恨他那当过电影演员的母亲。起初她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曾经资助过“自由之友”。后来她中断了通过雅典一家律师事务所发给他的津贴，也就停止了对“自由之友”的资助。最近他在一家报纸上读到她得了重病的消息。他希望这场病给她带来痛苦，并且送她的命。
“上次对敌人的进攻，”乔戈斯傲慢地说，“是我们最成功的一次。我们造成了一次方圆一百平方英里的停电事故。”
“不错。可有什么作用呢？”伯德桑带着鄙视的表情自问自答。“等于零！我们的任何要求得到了满足吗？没有！你们杀了两个卑鄙的警卫猪猡。可谁在乎呢？没人在乎！”
“我承认，确实令人感到意外，也令人失望，我们的要求居然没有一项……”
伯德桑打断了他的话。“这些要求满足不了，不在大街上出现尸体，不出现血淋淋、又烂又臭成堆成堆的尸体，是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的。非得死人给活人造成恐怖，才能满足要求。这是每一次革命的教训。这也是那群听人摆布的愚蠢的布尔乔亚理解的唯一的道理。”
“这个我都懂，”乔戈斯说，然后，他又讽刺地说，“也许你还有更高明的见解……”
“我当然有啦！你听我说。”
伯德桑压低了嗓门。他的怒火和轻蔑似乎已经消失。仿佛他就象一个教师，在使一个小学生明白了学习的必要之后，就要用低一点的声调，开始讲正课了。
“首先，”他说，“我们先阐明一下我们的信条。我们自问一下，我们为什么干我们现在干的事？答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现存制度已经腐烂发臭，到处是贪污受贿，专制暴虐，精神上的破产。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是无法改良的——曾经试过，但是行不通。因此，现存的一切，这整个为富人服务、压榨穷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应该加以摧毁，以便让我们这些热爱我们的同胞、有真正信仰的人们，来重新进行建设，正正经经地进行建设。革命者是唯一能看清这一点的人。一点一滴地进行破坏，这就是‘自由之友’，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人，现在着手进行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