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莫利诺的直觉告诉她，她碰上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可能是一条重大的新闻，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事还没成形，也不具体。此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她还不知道她究竟要调查些什么。另一个是，她需要给《加利福尼亚检查报》搞别的日常报道工作，这就限制了她进行那捉摸不定的调查的时间。更加重她的困难的是，她还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特别是没有跟《加利福尼亚检查报》那位本市新闻编辑主任谈起过。这位主任总是催命似的要你拿出成果，而丝毫不理解，施展巧计和耐心等待有时也是一个优秀记者的极其重要的两种手段。就南希来说，这二者她都兼备。
自从那次在金州电力公司股东年会上，尼姆·哥尔德曼怒气冲冲地对她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去调查调查他？”以来，她一直在使用那两种手段。
“他”指的是戴维·伯德桑。
当然哥尔德曼当时是发了脾气，根本没指望她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但是经过思考之后，南希却真的这样做了。
她早就对伯德桑感到奇怪。南希往往觉得那些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人们，或者说希望你认为他们是站在那一边的人们，有些靠不住。而戴维·伯德桑就是这种人，南希通过亲身经历，深知这种满口“自由”、“人民”、“为人做好事的正人君子们”往往一心想当“老大”，而把别人撇在老远老远的后面，捡些残羹剩饭。她亲眼见过的这种情形简直是多得很——不仅白人里有，黑人里也有。
南希的父亲，米洛·莫利诺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以公益为己任的人。他是个建筑业的承包商。他一辈子都直言不讳地追求一个目标：把自己从一个出生在路易斯安那①农村的黑人家庭的穷孩子变成一个有钱人。他成功了，而且是老老实实干成功的。现在，他确实成了一个大富翁。
但是，她的父亲，南希注意到，通过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公平合理的工资，以及尊重别人作人的尊严，给他的同族同胞造的福，超过一千名政治活动家之流。那些人，正如人们所说的，是“从来不必出钱付给别人工资的”。
她瞧不起某些自由主义者，包括那些白人。他们做出一副要凭他们个人对三百年来黑人受的奴役赎罪的样子。这些白痴的行为使人感到：只要是黑人，就从来不会干出什么错事——不会。南希拿这些人寻开心，对他们傲慢无礼，看着他们逆来顺受，不计较她不可饶恕的行为。而这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个黑人。每当他们这样做，她对他们的轻蔑就更增加一分。
她倒并不看不起尼姆·哥尔德曼。事实上，她反而逐渐喜欢他，佩服他了。不过尼姆要是知道了，他会大吃一惊的。
哥尔德曼恨她戆直，这一点她一也知道。他十分坦率地恨她，从不设法加以掩饰：他恨这样的记者，也恨这样的女人。南希十分明白，这种恨，与她的肤色无关，即使她是个白种人、黄种人、或者皮肤略带紫色，这种恨也是同样强烈的。就他恨南希·莫利诺这一点上说，哥尔德曼可以说是个色盲。
这倒也好，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因此，南希尊敬他。
她有点反常地喜欢惹哥尔德曼生气，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反常的。那才真是叫人高兴！当然，过分了也就不好。有两回她确实弄得他狼狈不堪，可是再继续这样搞下去，她也觉得不公平了。再者，这家伙真是有种，而且正直。而那次听证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那些卑鄙的“正人君子”是不配这样的评语的。哥尔德曼在那次会上说了老实话，后来就被人家堵住了嘴。
关于这次听证会，她不得不照实写了一篇报道，因为她引以自豪的是她首先是一个好记者，而这就意味着要冷酷无情，把个人的情感和好恶放在第二位。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妨碍她对哥尔德曼表示同情，衷心为他祝福。
如果有朝一日她能和他更熟悉一些——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她会告诉他所有这些想法的。
同时，南希·莫利诺还认为，她不再把哥尔德曼当作靶子，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戴维·伯德桑身上，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公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