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上午再不去黄科长那儿，梅子回来会失望的。这一上午挺好的时光又要被我糟蹋了。我该马上去了。
终于结识了黄科长。
原来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矮小老头。他的气色出奇地好，胖乎乎的，头发稀疏，脸庞上长着一对惊厥的眼睛。他看我时，不知怎么让我觉得这人似曾相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他只偶尔到我岳父家里去一次，连梅子也刚刚熟悉不久。他握住我的手时，我突出的感觉是这双手这么小、这么软又这么温暖。一想起自己就要受惠于此人，想起他将帮我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问题，心里就涌出了一点感激，还有一点惭愧。可是当我认真地注视他，特别是看到他张嘴说话的时候，又马上沮丧了。因为我一看到那对桀骜不驯的门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操的是一口奇怪的普通话，掺有浓浓的南方味儿。谈了一会儿他更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呢。他的老家也在东部平原上，只不过“参加革命已经很早了”。也许他的那些战友们当中有南方人，也许他直接就在南方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谈得久了，我才多多少少听出了一些乡音。他说：“这事情很简单啦，只到那里去登个记，办一下手续，然后也就行啦。”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工作嘛是很闲散的啦。当然，对你嘛还是文字工作啦。”
他捏弄着一双小得让人吃惊的手掌：“我也在他们那儿啦，离休之后就分担了一点点社会工作啦，闲散得很。今后我们俩一块儿打交道的时间也就长了。”
说到这儿他朝里屋喊了一声。出来一个鼻子尖尖、说话瓮声瓮气的姑娘。他对她说一句：“我们走了。”
那姑娘看也不看我，只对他点一下头，“嗯”了一声退进里屋。
我和黄科长出门。他说：“很近啦，用不着乘车，拐一个弯，再往前走二百多米就到了。”
我们穿过一个很热闹的露天市场，接着又走入一条斜巷。这条巷子很僻静。黄科长说：“我这一带可是熟啊，我在这一带住了二十多年。你看见前面那个牌子了吗？”
我发现那里有很多牌子，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个。这是一幢破旧的水泥楼，上面的很多玻璃已经碎了。黄科长伸手指指一块黑色的牌子：“人才交流中心”。我愣了一下。黄科长说：“这不过是挂个牌子而已，档案关系要放在这儿。你具体是在‘营养协会’工作啦。”
我的耳边嗡嗡响着他的话，心里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牌子。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是一个“人才”！
我每天和梅子一块儿走出家门，她往西，我往东。我们都去上班。我手提一个人造革棕色皮包，每天去黄科长那儿。
“大老爷们／走在街上／手拿提包／摇摇晃晃……”一首滑稽歌谣脱口而出。我真的感到了周身轻松，像突然解脱了似的。这从梅子的笑脸上也可以领悟。我在家里，甚至是在这座城市里，都体验了一种崭新的和谐与谅解。我想在这个周末再到岳父岳母那儿去待一会儿，感受一下那种“上班效应”。
是的，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多岁就尤其不可以独来独往，更不能闷在屋里。如果他恰在这个时候失业了，那也就意味着——完了。为什么完了？不知道，反正是完了。尽管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个“人才交流中心”与正在效力的“营养协会”是一种什么关系，没弄明白黄科长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还是感到了一点点安慰。当时我问黄科长：“就到‘中心’来上班吗？”
“不，‘中心’下边还有许多‘协会’，你在我们的协会。”
“协会在哪儿？”
黄科长捏着小手：“现在房子很紧张，办公地点也成问题。不过这都是小事情啦，解决起来很容易的。有关同志正在跑这个事情。这一段么，我都在自己家里上班。我家里很宽绰，你就到这里来好了。”
当时我立刻由兴奋转入失望。因为我所期待的上班是像梅子那样，坐一段车或骑一段自行车，到某个办公楼的某一张桌子旁坐下，倒一杯茶，翻一下杂志或报纸，然后完成负责人交办的某一事项。我期待的是这样一种秩序和环境。因为无论是谁，我、我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节奏和环境。
“到你的家里……”我嗫嚅着。
黄科长一笑，摆摆手：“暂时的嘛，我那里一切都很方便。你去了就会知道啦，待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