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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穿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一场虚假的好莱坞式白日梦。影片中拯救人类的关键是主角与自己女儿之间的无限深情，而拯救人类的途径是靠未知高维力量施以援手。人类面临生态危机，不是靠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而是靠地球上一对美国父女之间可以“量化”的爱来拯救人类。在这如此荒诞的情节设置的背后是美国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大行其道。上帝死了，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塑造出了新的宗教，如“科技”、商品以及“爱”；“爱”成了好莱坞向观众灌输的现代宗教概念，发挥意识形态控制的作用，“而宗教意识形态所支撑的核心理念就是美国国家形象的两个方面（先进形象和正义形象-合法性）。”而无论是“上帝”还是“爱”，都是“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换言之，《星际穿越》企图利用现代宗教概念来向观众传达：“有一个绝对的崇高的存在凌驾于人类和世界之上，来让人膜拜。”而“只要人还依赖、膜拜于某个东西，那么，人要达到一个自觉乃至真正的行动，就很难了。无论是何种宗教，都是让人丧失主观能动性。”对这部影片而言，在用“爱”这种宗教概念来拯救世界的逻辑面前，物理学也得让步。同时，影片中展现了未来人类可能面临的巨大灾难：气候转变导致了粮食危机，地球已经不适宜人类生存。而面对这样的灾难，“《星际穿越》把好莱坞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用到了极致并且超过这个极致”，这种好莱坞的方式“从绝对真实的，具有批判力的现实介入，以一个白日梦的个体解决作为出路”（《父权》：106）。“而这部电影把它做到了极致，因为它给了我们，关于现在的文明逻辑正在把我们自身带向毁灭，我们正在摧毁我们的地球，这样一个问题进入。但，它以我们被一个未知的善良的力量所救，我们将移民全宇宙，我们将把现代的逻辑播放全宇宙，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束。但，这并不是诺兰的责任，也甚至不是好莱坞的责任”（《父权》：106）。《星际穿越》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它让观众沉浸在父女情深的戏码中感动得涕泪涟涟，这种虚假的“感动”消解了观众的问题意识以及批判力，诱导观众相信：当灾难来临，人类不需要实际行动和对策，仅凭爱就能拯救世界。这样一场好莱坞式的白日梦既缓和了观众焦虑情绪，消解了观众的危机意识，又给予观众情感宣泄的舒爽感。然而，这种“高度鸵鸟式”（《父权》：106）的解决对策终究是对大众思想的麻痹，让大众沉迷于白日梦...... 文献引用： A. O. Scott, “Off to the Stars, With Grief, Dread and Regret”, in The New York Times, 4 Nov. 2014. 戴锦华《失踪的母亲:电影中父权叙述的新策略》，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第99页。后文出自同一着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着名称简称“《父权》”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Thomas Schatz, Hollywood Genres: Formulas, Filmmaking, and the Studio Syst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P. 47. 李正奥《好莱坞西部片意识形态的类型化表达》，载《电影文学》2019年第16期。 欧阳照、刘哲《景观社会中《星际穿越》的意识形态分析》，载《今传媒》2019年第7期。 王虹《审美意识形态与现代宗教形式》，载《科学与无神论》2018年第2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