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特地回去找魏大哥道别。三轮开出去一段了，魏大哥又追上来给我们送西瓜。
隔天路上，我和汪浩喝了好多别人送的酒，三轮在空荡荡的国道上扭来扭去。小日啊有点紧张，我们就扭得更欢了，放声浪笑。远处居然出现一个人的背影，拄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当时我们酒就醒了，这么荒无人烟的地方，热气蒸腾的，居然有人。我们把车停下，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个人口齿不清，说他从山东来，要去山西。我们告诉他走错了，这都到内蒙古了。他很坚持自己没走错，跟我们据理力争，“太阳从西边升起来，我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一定会走到。”还拿出了一张陕西太白山旅游地图，说我们的地图是假的，他的才是真的。我们崩溃了。
这是个精神病患者吧，简直难以想象他已经走了多久。我们生怕他死在路上，就捎上他接着往前开。路上捡了个人我还挺高兴的，一路跟他聊天，随口瞎编一些歌唱给他听。他跟我们说话，我们就点头表示认同。其实他话都说不清楚，我基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
到了鄂托克旗，我们把他带到了派出所。民警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他叫屈庆平。他背着一床棉被，兜里有半袋方便面，还带着一个扳手。他跟民警说，自己是从去年秋天开始走的。我们拍了拍他的肩跟他道别，又继续上路了。
后来我时常想起他，无数次跟各种朋友提起，搞得大家都很挂念他。有时候我会怀疑当初把他送到派出所到底对不对，是不是一手断送了他的流浪生涯。我们都觉得流浪汉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好多人都梦想拥有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但向往“在路上”的人比真正上路的人多得多。我们遇到许多人，得知我们在干吗后都表示欣赏，并且请我们吃饭。有个说川普的光头大叔听说了我们的事，一定要请酒。他是做水果收购批发生意的。酒过三巡，大叔提出让他刚高考完的儿子跟着我们走一遭，还立刻给儿子去了电话。可惜在电话里就被拒绝了。另外一个大叔煞有介事地说要把他身上带着的一个重要的东西送给我们——他的公交车驾驶工作证复印件。他非常羡慕我们，说他年轻时也想像我们这样，一路唱歌、流浪。
这样的话我们听太多次了，我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和话来回答这些感慨。
六
出沙漠那天天特别漂亮，洁白的云朵像葡萄一样一串一串的。车又坏在了路上，我们大吵一架，就地解散。
当时我们停下修车，让小日啊先往前骑。他骑出去好久，我们才发现修车工具在自行车车兜里，又把他喊回来。小日啊回来了，带着一股子怨气。汪浩也突然爆发，开始猛砸车子。三个人都没由来地火冒三丈。我们吵成一团，把啤酒罐用力摔在地上。
后来我没力气了，捡起一罐啤酒打开，说：“为了奥运，干杯吧，朋友！”喝了一大口。混乱停止了。汪浩背起鼓原路往回走去。小日啊也骑上车先走了。
我一个人被撂在原地，坐了好久。
只剩我一个人，车变得很轻。我把油门拧到底，开进了沙漠，一路狂飙。我数着路边的里程碑计时，估计时速达到了100多公里，这辆车从没开这么快过。跑一段我就得停下车，用水给发动机降温。还对着滚烫的发动机撒尿，散出一股骚味。
这条路似乎是已经废弃了的主干道，修得平整，但空荡荡的。车胎坏了，我下车补胎。天气太热了，我站的地方被汗水打湿了一圈。后来水也快没了。车胎磨烂没法再补，我不知道离下一个城镇还有多远，也管不了了。我往破车胎里垫了两块旧胎，就开着没气的三轮一路颠着往前猛跑。
开着开着，一只蜻蜓突然撞在我的风镜上。往前一看，前面出现一片绿色，回过头，后面是一片黄色，好像有条明显的分界——我走出沙漠，进了银川。
那天吵完架，小日啊骑车走了一段，搭上中巴到了银川。汪浩往回走，也搭上去银川的车，打算到那儿坐火车回家，但真到了气也消了。我们在银川重新会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七
银川真是个好地方。八车道的北京路简直是银川的长安街。这里吃得好，看起来人民也很幸福，连要饭的都有尊严。我们在福州街看到要饭的老头，一个个正襟危坐，干干净净的。
我们在中山公园后门卖唱，围观的人特别多，有好多漂亮姑娘。很多人听过我们常唱的苏阳之类的歌，还有人主动一展歌喉，特别热闹。后来城管找上来，居然客气地敬礼，还跟我们和边上的小贩说，一会儿领导来，等领导走了你们再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