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人文修养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知识自主性的分量，是因为我更加看重学者的公共责任。
在我看来，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他并不应该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学科。他也应该是一个行动者，应该关心社会，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同时将自己的思想力投入社会议题，去参与、去批判，甚或去改變社会运行的不合理之处，从而带动起大众，或者说大多数人的认知和思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具有良好人文底蕴的学者，必然会秉承自己的价值标准，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不委身于某一利益框架之下，“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理性和自由的”（米尔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