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长篇，很像一件庞大工程，从开始到完工，每个阶段都免不了这里修修，那里改改，《侠隐》每一章回，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这里修修，那里改改。整部小说完成之后，仍需一再修改。对我来说，我想其他写作者也同意，这是任何写作在所必需的，而且在这大局已定的最后工序，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最后的满足。
正午：您曾说写作《侠隐》是了却一个心愿，完成这部小说后，您对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的认识有变化吗？
张北海：因为已经了了一个心愿，也就无需去想一些对小说写作的认识有了什么变化。倒是对我写非小说，却让我更加对文章的结构、文字、节奏以及主题的表达，有了进一步的尊重。
正午：相对于您一直坚持的散文写作，您认为虚构写作是否更困难，对作者是否有更高的要求？
张北海：我觉得虚构和非虚构都不容易写，而非虚构还有一层考虑，即创作者不能凭空创作，要尽量避免任何事实上的错误，切记“魔鬼在细节”（Thedevilisinthedetails）。
正午：《侠隐》的情节构建、人物塑造及语言都在华人写作圈内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很难相信这是您的第一部虚构作品。在此之前，您有过虚构写作的尝试吗？
张北海：在学校期间试着写过短篇，但很快放弃。短篇形式不适合我的个性。
正午：就小说写作而言，您有没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影响？
张北海：很难“就小说写作而言”，因为我只写了一部小说，还是通俗性武侠，而且也不想再写了。可是“有没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那当然有。而就《侠隐》来说，基本上是传统武侠小说前辈，主要是30、40年代几位大师。举一个例子：早在40年代，郑证因就已设法把武侠人物带进20世纪。他那部《铁伞先生》开头，就说在北平去天津的火车上有位老头，身边一个布包，窗边立着一把铁伞。当然，这把铁伞是老头那把铁剑。写了一辈子武侠小说，也真会武功的郑证因，当然知道在20世纪，不可能有任何江湖人士，身背一把剑上酒楼。除他以外，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也有一对武侠人物——关氏父女。
正午：您在《侠隐》中塑造的侠士李天然是个归国的海外留学生，会用枪，这跟古典主义的侠士形象大不相同，这个人物身上，有您自身的投射吗？
张北海：即使有“自身的投射”，也是作者下意识地做一个侠客梦。
其实，小说也好，李天然也好，还是相当传统，只不过故事和人物出现在20世纪，而非古代。不熟悉30，40年代武侠小说的读者，比较难以体会李天然在美国这一段情节的意义。
举例来说，郑证因的鹰爪王，是败给了仇家之后，游走江湖，另拜高人，才苦练出一手“大鹰爪力”绝招。这才能克服仇敌，而李天然，尽管学的时候没有这个自觉，但还是学会了使用现代武器手枪。至于他跟古典主义的侠士大不相同，也正是《侠隐》的主题之一。
正午：《侠隐》的“隐”不仅是您笔下描写的“大隐隐于市”——游走于北平的街巷，也被解读为“侠之终结”，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解读？
张北海：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还有一点。即使在传统武侠小说里，武林或江湖人士也从不招摇过市。侠义道，绿林道，虽然不一定“大隐隐于市”，但是都不会在人世间社会暴露身份。他们都隐藏在他们的江湖。至于“侠之终结”，则非常明显，时代变了，枪炮取代了弓箭，法律取代了道德正义。
正午：为写作《侠隐》，您回国多次，搜集了大量资料，能具体讲讲您在哪里、怎样搜集它们吗？其中有什么趣事吗？
张北海：不是回国，也不是为了写武侠，才开始收集。中英都有，多半是有关我出生的年代和老北京。但没有什么趣事，只是当初在台北，香港，北京，纽约，为了了解一下我的出生年代和出生之地买的一大堆书，对我后来写《侠隐》的帮助非常之大。
正午：《侠隐》即将被搬上大屏幕，您对这部由姜文导演的电影有何期待？
张北海：小说是我的作品，电影是导演姜文的创作。我相信他，就应由他放手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