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时人不象易风那么穷，可也不很宽绰；在学期初交一切费用的时候，有时候就须转磨为难。父亲是个老举人，深盼儿子毕业，去作个小官。自幼儿被这种督教希冀包围着，曲时人几乎没有过青春，老是那么圆头圆脑的，诚诚实实的，不对任何人讲他有什么志愿，而暗自里常常想毕业后怎样结婚，怎样规规矩矩的去做事。他绝对不浪漫，同时也就不惹人讨厌。谁都对他不错，谁对他也不重视，在各种集会与团体里，他永远是个无足轻重的基本人员——他永远担任庶务或会计，事情办得相当的好，而对于会中的计划与大事不十分清楚。
敌人的飞机与炮火把他吓醒：国破家亡，闭上眼再也想不出他将来的太太，与将来的职业；这些稳当安全的想象，都被炮声打得粉碎。亡国奴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假若他必须达到那小小的志愿，他得倒退几十年或几百年，活在太平世界里——这不可能。目前要打算生存，他得放下那个老实的梦，而把青年的血溅在国土上。要不然，他就须低头屈膝去做汉奸，混两顿饭吃。他还不这么愚蠢。
他的父亲和洗桂秋的父亲有相当的交情，洗家老人虽已去世，可是曲家老人还愿儿子与洗桂秋维持着父辈的友谊，以便对儿子的前途有些好处。在平日，曲时人并想不起洗桂秋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因为自己的志愿既不很大，当然就无须乎格外的拉拢阔人，象洗桂秋那么阔的人。现在来到洗家，只是为大家的方便，他并没有长久住下去的心意。他心中那些小小愿望既已破碎，现在是用着些不十分固定的，较比远大的志愿来补充。他说不出来什么漂亮的话，可是心中象棵老树似的发了新芽。他愿随同着这几个新朋友去挣扎，即使他自己不怎么高明，他相信这几个朋友是可靠的，必能把他引到一条新的路上去。
厉树人是天生下来的领袖人才，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应当动作，在什么时候应当缄默。有时候，他管束不住自己，那只是因为青春与热血的激动，使他忘了控制：但在这种时候，他自有一种威严与魄力，使人敬畏。
在心里，他很愿安静的研究哲学，不多管闲事。可是他的气度与聪明，几乎是他的不幸；到时候就会有人找他来，求他指导什么工作。同时，这种义不容辞的事务，往往叫一些愿做首领而不肯受累负责的人们在他背后嘀咕，说他有野心有阴谋，把他的诚实看作虚伪，精明看作诡诈。因此，他在不去与他们计较的宽大中，更想去多读些书，少做些事，他没有必成个学者的志愿，可是也不愿把时间都花费在办事上。这种避免无谓的牺牲，与自觉缺乏任劳任怨的精神，又每每使他苦恼。有时候他甚至于显出抑郁。
平津的陷落矫正过来他的抑郁。他认清中国人——即使是大字不识的——有一种伟大的哲学作他们举止行动的基础；不识字的只缺欠着些知识，而并非没有深厚的教化。那受过教育的倒可以去作汉奸，原因是在有哲理而不能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他们所知道的不就是所能作到的。在这一点上，受过教育的倒有临难力图苟全的行动，而没受过教育的却见义勇为，拼命杀上前去。他自己是研究哲学的，他当首先矫正这个错误；国难当前，而缺乏在行动上的壮烈与宏毅，是莫大的耻辱。他必须任劳任怨的去做事，生也好，死也好，伟大的国民必须敢去死，才足以证明民族的文化有根，才足以自由的雄立于宇宙间。设若空有一套仁义礼智的讲章，而没有热血去作保证，文化便是虚伪，人民便只是一群只会摹仿的猴子。
他不屑于和洗桂秋谈什么，洗桂秋不过是个漂亮的猴子而已。
几天的辛苦，使他们睡得象几块石头；洗家的床铺是那么干净柔软呢。一觉睡到天明，象要抓早赶路似的，他们都不敢再放心去睡，虽然不大舍得那柔暖的被窝。忍了一会儿，朦胧之间听到街上一些声音，他们决定起床。再睡下去似乎是可耻的事。连睡得最迟的金山也不甘落后，楞楞磕磕的坐起来，打着酸长的哈欠。
他们找不到水，又不愿去喊仆人——洗家的仆人一向是到八点多钟才起床的。好在不洗脸已算不了什么严重的事，他们开始低声的商议。每个人似乎都已把话预备好，一开口大家便都表示出不愿在洗家多住。这个，用不着怎样细说，彼此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可是，到哪里去呢？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若是大家要为自己找个安全的去处，或者倒容易解决；他们是要马上找到工作，救国的工作——假若不是为尽个人一分力量，去参加抗日的工作，大家何必由北平跑出来呢——这却很难！“不要乱讲！”厉树人象主席似的阻止大家。“我们须一项一项的讨论。先决定我们是必须在一处呢，还是分散开，各自找各自的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