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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的新作《怪物》在今年的康城影展荣获最佳剧本奖和酷儿棕桐奖，还被一些看过的影迷朋友半开玩笑地戏称为东亚地区版本的《亲密》。巧合的是，《亲密》的导演卢卡斯·德霍特正是上一届酷儿棕桐奖得主。
从主题和内容上看，《怪物》也描写两个男孩之间真挚单纯的同性情谊，尤其在《怪物》的片尾和《亲密》的开头，两位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摄影机的稳定横移，见证两个男孩对纯粹情感的渴望与追逐。 不同之处在于，是枝裕和/坂元裕二在《怪物》里试图达成或实现的，比起专注男孩心理、情感幽微变化的德霍特，牵涉的范围更广——社会体制层面，也更有野心。 《怪物》以一场高楼大火拉开帷幕，编剧坂元裕二采取多重视点下的罗生门式结构，分别是安藤樱饰演的单亲“妈妈”早织、永山瑛太饰演的保利“老师”、两个“男孩”麦野凑（黑川想矢饰）和星川依里（柊木阳太饰），三个视角构成影片里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三幕剧。打破平静安逸的生活，酿成轩然大波的“事件”是数次疑似欺凌的校园冲突。 影片先从首幕麦野凑的母亲早织视角出发，她逐渐察觉到儿子一反常态的异样。当从儿子口中得知他经常被学校老师以暴力对待之后，早织为了保护儿子，孤身与校方对质，要求涉事老师诚恳道歉。然而得到的却是校方一遍又一遍的机械式回应，以及保利老师轻描淡写的所谓“致歉”。 此刻观众能够感受到护子心切的母亲在面对更为强大的校园体制时展现的被动和无力感。与此同时，这一章的保利老师留给观众的最大印象则是犯下霸凌学生恶行的失德教员。 进入以保利老师为主角的第二幕，上一幕的坏印象被彻底推翻了。这里的保利老师是个时刻为学生着想，性格率直的好老师，“老师霸凌学生”的指控纯粹子虚乌有。此外，从他的视角出发，了解到的事实却是“麦野欺凌星川”。但是面对只想尽快息事宁人的校方、学生的谎言，以及一发不可收拾、毫无根据的恶意流言中伤，保利老师不得不背负欺负学生的骂名，丢掉教职，人生跌落谷底。 第二幕结束于保利老师无意间发现麦野和星川的秘密，因错怪自己的学生为欺凌者而懊悔万分的他前往麦野家道歉，两个男孩却在暴风雨之中不知所踪。至于萦绕观众心头的两个问题——谁是怪物？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亦在终幕获得解释。 因此，有别于德霍特在《亲密》一开始便单刀直入剖析男孩内心的做法，是枝裕和/坂元裕二采取的叙事策略，是在将主视角放回两个男孩身上之前，需要先从母亲和老师代表的“成人视角”出发，描绘大人们所在的那个冷漠、阴险、复杂，且无人承担罪责的世界——名曰日本社会的“怪物”，再以此反衬终幕登场的纯真无害的乌托邦——麦野和星川经常流连于郊野外的荒废巴士。 当然，成人世界的污浊从来只是相对的，离开“乌托邦”的麦野和星川一样要面对孩童世界单纯表象之下的邪恶一面——“党同伐异”风气的挑战与侵蚀。坂元将来自“成人”和“孩童”的压力与恐惧分散在两个男孩身上：麦野承受的是因自己（性取向）与同辈相异而被疏远排斥的焦虑；星川除了遭同学长期欺凌之外，更要被迫忍受来自父亲（中村狮童饰）/父权意志的恶言相向——人头猪脑的“怪物”——甚至被强制实施性倾向矫正疗法。 麦野对性别认同的烦恼主要体现在剪头发、推搡他人；星川经常被异性恋父亲施以言语侮辱和体罚。两人在结局的手拉手奔跑是迈向“自由/死亡”的解放式象征。编导作出如此安排是否妥当？是否落入外部视角下大众对酷儿群体的既定印象窠臼？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孩童，直接描写他们对性取向的自我认同或他人认同又是否合适？这些问题应该值得我们在观影时多加留意和思考。 坂元裕二的剧本在如何抓住观众注意力、抑制和释放情绪痛点等方面有着精确的计算和掌握，与之相应的，则是编剧在每一幕中对受害者/施暴者进行清晰划分。例如第一幕里的早织、麦野/校方、保利；第二幕：无辜的保利/校方、学生、媒体、麦野，而星川既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又是致使保利老师被辞退的造谣者（之一）；终幕：麦野、星川/施暴学生、星川父亲。在幕与幕之间必然会出现的戏剧化反转——意味受害者/施暴者位置发生变化——承担着视角转换、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 之所以能够在每幕制造反转，从而维持让观众持续追看下去的悬疑性，关键就在于编导严格控制前两幕的主角和观众获取的信息量。在前两幕营造一系列令人颇感疑惑、甚至刻意误导观众的场面与瞬间，如第一幕麦野无预警跳车的危险举动；第二幕星川被同学捉弄关进厕所，最后离开的人却是神色慌张的麦野。这些不完整的、片面的客观事实逐步拼凑成“母亲”和“老师”对整起事件的主观认知（不可靠的叙事者）——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遭遇欺凌，老师则认定是麦野在欺负星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