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后来虽然有若干人提议恢复旧制，但因种种阻碍，都失败了。
明代国家财政每年出入之数，在初期岁收田赋本色米，除地方存留千二百万石外（《明史》卷二二五《王国光传》），河、淮以南以四百万石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石供边，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用（《明史》卷二一四《马森传》）。到正统时边用不敷，由中央补助岁费，名为年例。正统十二年（1447）给辽东银十万两，宣大银十二万两（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六《议复屯田疏》）。到弘治时内府供应繁多，“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钜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收入，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财用日匮。国库被内廷所提用，军饷又日渐不敷，弘治八年尚书马文升以大同边瞀，至议加南方两税折银（《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正德时诸边年例增至四十三万两（《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军需杂输，十倍前制（《明史》卷一九二《张原传》）。京粮岁入三百五万，而食者乃四百三万（《明史》卷二〇一《周金传》）。嘉靖朝北有蒙古之入寇，南有倭寇之侵轶，军兵之费较前骤增十倍。田赋收入经过一百五十年的休养生息，反比国初为少[59]。嘉靖五年银的岁入止百三十万两，岁出至二百四十万（《明史》卷一九四《梁材传》）。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饷无出，只好增加田赋，名为加派，征银一百十五万。这时银的岁入是二百万两，岁出诸边费即六百余万，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60]。接著是东南的倭寇，又于南畿浙闽的田赋加额外提编，江南加至四十万。提编是加派的别名，为倭寇增兵而设，可是倭寇平后这加派就成为正赋（《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广东也以军兴加税，到万历初年才恢复常额（《明史》卷二五五《李戴传》）。诸边年例增至二百八十万两（《明史》卷二〇二《孙应奎传》，同书卷二三五《王德完传》）。隆庆初年马森上书说：
屯田十亏七、八，盐法十折四、五，民运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边则士马不多于昔，在太仓则输入不益于前，而所费数倍。（《明史》卷二一四《马森传》）
派御史出去搜括地方库藏，得银三百七十万也只能敷衍一年。内廷在这情形下，还下诏取进三十万两，经户部力争，乃命止进十万两（《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万历初年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综核名实，裁节冗费，政治上了轨道，国库渐渐充实，浸浸成小康的局面。张居正死后，神宗惑于货利，一面浪费无度，一面肆力搜括，外则用兵朝鲜，内则农民暴动四起，国家财政又到了破产的地步。
万历前期的国家收入约四百万两，岁出四百五十余万两。岁出中九边年例一项即占三百六十一万两[61]，后来又加到三百八十余万两[62]。每年支出本来已经不够，内廷还是一味向国库索银，皇帝成婚，皇子出阁成婚，皇女出嫁，营建宫殿种种费用都强逼由国库负担[63]。又从万历六年起，于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为定制（《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结果是外廷的太仓库、光禄寺库、太仆寺库的储蓄都被括取得干干净净，内廷内库帑藏山积，国库则萧然一空[64]。万历二十年哱拜反于宁夏；又接连用兵播州；朝鲜战役历时至七年。支出军费至一千余万两[65]。大半出于加派和搜括所得明史。《孙玮传》记：
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明史》卷二四一）
所增赋额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民户殷足者什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明史》卷二一六《冯琦传》）。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兵起，接连加派到五百二十万两：
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单乃援征倭、征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又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卷二二〇《李汝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