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地方学校情形，完全和国子监一致。洪武十五年颁禁例十二条于全国学校，镌立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不遵者以违制论，禁例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各条：
今后州县学生员，若有大事干于己家者，许父兄弟侄县状入官辩诉。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轻至于公门。
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少，愚痴者多，其父母欲行非为，则当再三恳告。
这两条，前一条不许生员交结地方官，后一条要使生员为皇家服务，在民间替朝廷清除“非为[83]”。另一条：
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才、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当。唯生员不许！
军民一切利病即政治问题，地方官、在野人士，甚至农工商人都可提出建议，任何人都有权讨论政治，唯独不许学生说话。并且在同一条文内，重复的说“不许生员建言”，“唯生员不许”，声色俱厉，呼之欲出，明太祖为什么单单剥夺了生员讨论政治的权利呢？因为他害怕群众，害怕组织，尤其害怕有群众基础有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他认清这个力量，会得危害他的统治，因之非加以高压，严厉禁止，不许有声音不可。至于其他人士，个别的发言，个别的建议，没有群众作后盾，不发生力量，他不但不禁止，反而形式上加以奖励，学学古代帝王求言的办法，倒使他可以得到好名誉。
知识青年对于现实政治不能说话，不许有声音，明太祖的统治就巩固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代替说话的是农民的竹竿和锄头，朱家的政权，到后来还是被竹竿和锄头所倾覆。
地方学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诏地方立社学（乡村小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
府、州、县学和社学都以《御制大诰》和《律令》作主要必修科（《大明会典》卷七八《学校》）。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学校只存形式，学生不在学，师儒不讲论。社学且成为官吏迫害剥削人民的手段，明太祖曾大发脾气，申斥地方官吏说：
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
他怕“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只好住罢（停办）社学，不再“导民为善”了（《御制大诰·社学》第四四）。
从国子监到社学，必读的书，必考的书，是明太祖所亲自写定的《大诰》（从文理不通、思想昏乱、词语鄙陋、语气狂暴、态度蛮横几点看来，确非儒生所能代笔），想用以为治国平天下，统一思想的“圣经宝典”。他在书末指出：
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人民，熟观为戒。（《御制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四）
又说：
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的不虚示。（《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七）
以帝王之威，用减刑，用充军，利诱威胁，命令人民读他的“至宝”，命令学生熟读讲解他的至宝。可惜，人民是不识“宝”的，利诱不理，威胁无用。成化时（1465-1487）陆容记《大诰》的下落说：
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如《大诰》，唯法司拟罪云有《大浩》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菽园杂记》卷五）
明太祖有方法统治学校，屠杀学生，可是他没办法办社学，也没办法使人民读他的《大诰》。有生死人之权，有富贵贫贱人之权，而终于无人读他藏他的“至宝”，不要说读，人民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见，这大概是专制独裁者应有的共有的悲哀吧！
（原载《清华学报》第一五卷第一期，一九四八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