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的吉米拿着老师写的字条回了家，字条上写着：“吉米从同桌那儿偷了支铅笔。”恼怒的爸爸因此训斥了吉米很长时间，并决定将儿子禁闭两周。“吉米，如果你需要铅笔的话，为什么不说呢？你也知道我能从办公室带回好几打呢！”他愤愤地说。
这则令人哑然失笑的小故事被丹·艾瑞里写进了新书《不诚实的诚实真相》里，这个全世界最着名的行为经济学家，这回要解释的问题多少有些令人不快——为什么我们认为偷了同学铅笔的孩子理应受到处罚，但又会毫不犹豫地想要从工作单位带回许多支铅笔？为什么我们都有为一己私利而欺骗他人的本能，但同时还会给自己贴上“诚实好人”的标签？
大学生丹·韦斯的遭遇或许能给出一个答案。这个年轻人曾在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礼品店工作，与他并肩作战的是300名志愿者，他们大多数都是热爱戏剧和音乐的退休人员。礼品店内没有收款机，只有钱箱，这些志愿者的任务就是将现钞放入钱箱，并从钱箱中找零。
看起来一切顺风顺水，礼品店一年的销售额可达40万美元，但一个大问题是，其中竟然有15万美元不翼而飞。
丹·韦斯承担起了抓小偷的任务，并与一位侦探共同制订了诱捕计划。终于，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将偷钱的嫌疑人扑倒在地，不过，那晚他只偷了60美元。并且，在这个“内鬼”被解雇后，现金仍然不断流失。
直到丹·韦斯建立了一套包括价格清单和销售记录在内的库存系统，并要求每一个志愿者记录下他们售出的物品以及所收的金额，偷盗现象才最终消失。原来，失窃问题并非某个无情的罪犯所为，而是众多年至退休、满怀好意、热爱艺术的志愿者对零钱不问自取的结果。
在艾瑞里看来，心安理得的志愿者们与文章开头义正词严的父亲掉进了同一条河流——在通过不诚实的行为获利后，却仍将自己视为诚实正直的人，而正是这种心态造就了我们大多数时候的不诚实。
对此，他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人们的行为受两种相反的动因影响。一方面，我们希望自己是诚实可敬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从欺骗中获益，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只要欺骗的程度较小，人就会不自觉地让两者共生。
为此，他提出一连串的设问：你认为用公费支付你的一部分修车费合适吗？支付多少才算合适呢？你认为用公费支付你和朋友的某顿晚餐合适吗？你可能觉得不合适，但如果这顿晚餐是你在出差途中吃的，或者你希望其中一个就餐同伴能在近期成为你的客户，情况又如何呢？
艾瑞里认为，所有人都在不断努力地定义一条边界线，一条可以通过欺骗获利而不危及自身形象的边界线，只要没有超过这条线，人们就不至于有“罪恶感”。正如奥斯卡·王尔德写的那样，“道德好比艺术，关键在于在某处划清界限”。
为了测试这个假设，他曾偷偷溜进麻省理工学院，在学生宿舍的公共冰箱里放了6罐可口可乐，并在剩余位置的纸盘上放了6张1美元的钞票。结果不出所料，不超过72个小时，所有的可乐都被拿光了。事实上，学生们本可以拿走1美元到附近的自动贩卖机买1罐可乐，但没有人这样做。
艾瑞里的解读是，当人们感觉自己离直接诈骗金钱还有一步或几步之遥时，欺骗程度会增加。而由此引发的现实问题则是，相较于赤裸裸的大骗局，这个社会充斥着不易察觉的小谎言。曾经有一位咨询顾问给艾瑞里写信诉苦，他抱怨公司通过分析师的业绩进行末位淘汰，而这将间接迫使他们增加服务项目，欺骗顾客，同样，参与咨询工作的律师们也不介意故意将案子拖得更久一些并从中获利。
“欺骗行为仅仅是少数坏人的行径，还是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艾瑞里的反问令人灰心，却又似乎不容置辩。
事实上，我曾一度试图反驳这位学者的观点，但在读到以下段落时，则彻底看清了内心的小恶魔。学生要求缓考或延期交论文的时候，会编造各种理由，包括奶奶离世。有细心的研究员通过收集数据发现，奶奶在期中考试前去世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奶奶在期末考试前去世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9倍。
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找做医生的姨夫开病假条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