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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汉朝二十四史(35)

时间:2009-01-20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杜尚侠、张庆利 点击:

  太后葬礼之争是外戚与宦官这次较量的尾声。这样的事情尚且拿到公卿会议上讨论,可以看出灵帝的昏庸无能和无可奈何。廷议中赵忠、曹节、王甫与公卿同堂对簿,又用带有讥讽和恐吓的语气相争,可以看出宦官是何等的骄横霸道。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灵帝死去的中平六年(189年),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宦官势力垄断之中。宦官集团的罪恶行径,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从灵帝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灵帝。永康二年(164),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灵帝问道:“什么是勾党?”曹节等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答道:“想要夺权窃国。”灵帝这才奏准。宦官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使灵帝更依赖于自己,三是消灭了敌对政治力量。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李膺等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熹平石经”残石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

  他们还引导灵帝荒淫乱政,伙同灵帝在西园卖官,支配灵帝驱正扶邪,从而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后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引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4人,秩级千石。灵帝却陡增至12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粟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当时人们称之为“十常侍”。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由于宦官当权,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168)到中平元年(184)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起。最后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为了纠正时弊,郎中张钧曾上书说道:

  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经师旅而大寇自清。

  尽管张钧对黄巾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抓到根本,只杀几个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长期积淀的不满情绪,但宦官专权无疑是黄巾起义的催化剂和导火索。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无疑加速了这个催化的过程,并亲手点燃了这个导火索。
流连于香艳和荒诞之间:
  面对宦官的恣意妄行和士人的激烈抗争,汉灵帝感到无能为力。

  既然宦官们喜欢专权用事,只要这些奴才们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汉灵帝也便乐得个恬然自得;既然宦官们能够放手做事,只要这些奴才们变着法让自己玩好了,汉灵帝也便只想着敛财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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