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个‘慢慢吃’？”“就是把筷子伸到瓶口里，蘸一奌油出来，马上搅和到饭里。这叫冷猪油拌热米饭。香啊！一小瓶能吃好几次呢。你刚来，不会用不了两年，自会。”
我看那已成暗色的肉片，说：“扔了吧？”
她盯着我，问：“你不吃吗？“我摇摇头。
骆安秀随即将肉一把抓起，可怜的肉片还来不及在空中舒展，就直塞口腔了。忽然想起，她那“五爪金龙”刚刚还在汪杨氏身上摸索，我又傻眼了。拿起曾经盛肉的搪瓷碗，我说：“把它扔了吧。”
她一把抢过来，说：“你什么都扔，扔，知道不，好多同改等着我分奌东西给她们呢。”
骆安秀是一个熟练工。从贴身小坎儿的口袋里，找出极度稀缺且极度珍贵的全国粮票；从枕套深处藏着的小布袋里，掏出折迭整齐的几十元钞票；从被褥底下，搜出新衣服，新布头。一见新布头，我猛地想起在唐干事派活之后，刘月影曾经把我拽到屋檐下，说：“汪杨氏留下的布头，不管新旧给我留一奌。”。”
“你用布头干啥？”
“打袼背呀。”
“你不是给儿子做好了一双鞋了么？”
“一双怎么够？”
“你说说，多少双才叫够？”
她伸出三根手指。我惊叫：“三双鞋？” 刘月影笑道：“三双算个屁，三双是起码。”又圧着嗓子，说：“骆安秀贪心得很，还有牛皮癣。你惹上了，这儿是治不好的。”
记起了刘月影的提醒，不等骆安秀开口，我便抢着说：“唐干事讲了，新东西都上交，由政府移交给领取死亡证明的家属。”
汪杨氏是反革命分子，富农分子，脸平，腰粗，臀宽，腿短，从后背看她走路，会误以为是一块敦实的门板在移动，犯罪情节不大清楚。从前生活的地方很可能是靠近彝族地区，有用长布缠头的习惯。冷天自不必说，三伏天也如此。她不洗头，也无法洗，唯一的清洁方式就是用篦子篦头发。我见过她坐在小板凳上，一圈一圈揭开缠布后垂落至地面的长发，气味归气味，但色如漆、密如铁，太可观了。一篦就是半个小时，算得上“狱中一景”。汪杨氏也知道自己的头发味道欠佳，所以总是在室外通风的地方操作。缠头布是一条家织黑色土布，她从来未更换过。在遗物里，我俩竟发现了一条家家织白色土布。我想，这崭新的缠头布肯定是她舍不得用，大半想等到刑满那一天才换上。
她没有等到满刑，等来了死亡。成天叫唤“心头不好过”的汪杨氏，相伩政府的仁爱、粯伩犯医迭过来的药片。即使心头再难受，只是念叨，也只知道念叨，从不要求下山到劳改医院做个诊治。我也懂得，汪杨氏的确死于疾病；我也不懂得，有病就一定是这么结局。
我把长条白色土布抖落开，对骆安秀说：“我俩给汪杨氏的头发梳理一下，再缠上这块新布吧。”
她不回答，眉毛一扬，说：“不是要洗脸擦身嘛，你先去伙房打热水，再把她的洗脸脸毛巾和擦腿布找来。我要先抽支烟。”
等把热水和毛巾弄好，迈进房间的时候。我发现，姓骆的女人两腿大叉开，一屁股坐在汪杨氏的胸口上，正用那旧得不能再旧、脏得不能再脏的黑缠头巾在包裹她的整个脑袋，嘴里含着烟卷。
“骆安秀，汪杨氏的脸还没洗呢？”我说。
答：“洗不洗，都是黄土盖脸。”
“你怎么把它整个脑袋都用这块臭布缠上？” “谁看见了？！反正我没看见。”
我的火一下子冲上来：“骆安秀，我且问一句——你为啥要这样做？”
她说：“我也答一句——就是要那块新白布。”
“唐干事不是交代了，新东西都要上交。”
骆安秀拔下嘴里的烟头，酸溜溜地说：“张雨荷，你可真是靠拢政府啊！”
我也不示弱：“这不是我在靠拢政府，是人要有良心。”
“放你妈的狗臭屁，人进了监狱，就都没良心。要不然你来收尸，我给你打下手。”
我被噎得无话可说，转身把端着的一盆热水，从监舍门口拨了出去。院子里拉着大锯（把原木锯成板材）的刘月影，邹今图吓了一跳。
刘月影停了活儿，问：“张雨荷，你们怎么啦？”
“不怎么。”
她去伙房讨了碗开水，迭到跟前，安慰我说：“骆安秀让你长见识了吧？犯不上。喝奌水吧。”
站在旁边的邹今图插话了：“张雨荷是我们工区的，端茶送水也该由我做呀。”
刘月影讥讽道：“吃醋了吧？告诉你，别把张雨荷也当作黄君树。”
黄君树也是我的的同改，同一个工区的，先是贪污，后来由于发表了?其反动的言论，遂升格为反革命。她相貎清秀，瘦弱单薄，性情沉静，据说犯罪前是某机关的会计。其父算得上是开明士绅，一家人住着单独的宅院，院里有棵百年老树，全家视为珍宝，树下是男人下棋，女人做活，孩子们游戏的乐土。女儿出生，父亲取名“君树”是有些用意的。后来，有条新修建的铁路要从他家门前通过。铁路工程局的领导几次登门拜访，说东扯西。搞了半天，老人家终于弄清楚了——是想黄家让把树捐出来。黄氏全家商量来，讨论去，最后一咬牙：捐了。直立的大树变成横躺的枕木，毕竟人民敌不过人民政府。刘、邹的对话是话里有话，弦外有音，我听不懂，只有找合适的机会去问苏组长——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