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老K当时明明也“认为”中国至少有宗主权。由此反证，老K卖国连宗主权都给卖 了，显然是杠上开花式的卖法，如今怪老美，但老美并没要你卖那么多啊！
官样文章出笼
老K既然“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剩下的问题，就是官 样文章了。官样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对苏联的，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 （包括外蒙古人民）的。
在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 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 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王世杰（签字）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 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 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独立，即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 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 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签字）
老K明明出卖了外蒙古，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其谎言无 耻，真是中外罕见。
如此参观
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方面，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 投票”假戏的，以便使国民党得以御卖国之责。演出这幕假戏的国民党代表是雷法章。据一 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之四》，雷法章“湖北汉川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九年，民 国十二年，毕业于华中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旋即应聘入天津南开学校服务；廿一年，转赴青 岛教育局局长，在职六年，建树良多。廿六年，抗战军兴，先生开始随军转移，从事敌后工 作，初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继又调兼民政厅厅长。卅一年，改任农林部政务次长。 卅三年，调任内务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转任渐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卅七年，又调 任考试院秘书长。四十一年六月，复膺待命，出铨叙部部长，以迄于今。”雷法章当年被派 到外蒙古去“参观”时，他的身份，正是内政部常务次长。
一九八一年三月，雷法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 有回忆如下：
抗战胜利以后，中苏签订条约。政府同意外蒙古完成法津手续之后，允许其独立。而所 谓法律手续，即是举行外蒙公民投票。至于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 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 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 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对于投票工作之进 行，并不能主动干涉。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 国民政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关于外蒙 古独立问题，则应促请外蒙当局，派遣代表团至渝，与我外交当局商定之，在居留外蒙期 间，一切言语行动，务须特别审慎，避免发生任何枝节。法章外蒙之行，即在奉行此项使 命。归国后所提出之报告，亦在上述使命范围之内，并无逾越。参观与监督不同，任务范围 亦大有差异也。
政府遣派参观外蒙公民投票之代表，虽为法章一人，而奉派与法章同行赴蒙者，尚有十 一人。居留库仑六日，实地参观投票情形，并考察外蒙各种事业情况。归国之后，编制报 告，赍呈中央。该报告共分四节，都六千言。一为在外蒙古工作概述，二为外蒙古公民投票 情形，三为在外蒙古各种参观情形，四为参观后之感想。内中对外蒙当局甘受苏俄诱骗，而 不自觉，以致背叛祖国，附庸苏俄，以及苏俄对于外蒙施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控制外蒙政权各节，叙述颇多。因苏俄侵蒙，人所共知，法章赴蒙参观，所得实际认识尤为 深切，据实报告政府，乃责所应当，焉能有所忽漏。
关于公民投票情形，除详细报道其办理之程序、方法、与手续而外，并特别指陈“其办 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严密，乃显然之事实也。”及 “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 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系掩耳盗铃 之举”等语，报告中央。至于当年政府公允许外蒙独立，系根据中苏条约之规定，事关政府 适应当时国际情势之最高决策，初非依据法章之报告，而所作之决定，事理甚明。因原报告 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
苏俄侵略外蒙，而又欺骗世界，迫使我国承认其独立，本为一复杂万端之国际大事。政 府当年抱定忍辱负重之宗旨，从权应变，实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认，法章奉命之后，深感 责任艰巨，不敢稍有错误。在蒙时慎重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 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藉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 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 亦未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