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中国谋自强，益不容缓矣。名之日“自强”，则其责在已而不在人，故慎毋为复仇雪耻之说，以自乱其本图也。任彼之轻贱我，欺陵我，我当视为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彼分内可应为，我不变法，即不应不受。反躬自责，发愤为雄，事在人为，怨尤胥泯，然后乃得一意督责，合并其心力，专求自强于一己。则诋毁我者，金玉我也；干戈我者，药石我也。无事不可借鉴，即随地皆可见功。耶曰，“视敌如友”，亦诚有友之益也。《管子》之术，“人弃我取”，“因祸为福”，“转败为功”，斯亦天下之至巧者矣。盖心力之用，以专以一。佛教密宗，宏于咒力，咒非他，用心专耳。故梵咒不通翻译，恐一求其义，即纷而不专。然而必尚传授者，恐自我创造又疑而不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殆谓此也。自强者，强自而已矣；知其为自，已觉多此一知，况欲以加乎人哉？
今夫自强之策，其为世俗常谈者，吾弗暇论；论其至要，亦惟求诸已而已矣。行之则王，否则亡。不俟蓍蔡，毅然可决，则曰变衣冠。文化之消长，每于日用起居之繁简得同式之比例。人惟窳惰，不欲兴事，则心无意于求简，而听其繁。苟民智大开，方将经天纬地，酬酢万物之不暇，岂暇事此繁缛之衣冠？繁必滞，简必灵；惟简然後能驭繁。故繁于物者，必先简于己。一定之理，无可移易。吾闻西人之论方言矣：教化极盛之国，其言者必简而轻灵，出于唇齿者为多，舌次之，牙又次之，喉为寡，深喉则幾绝焉。发音甚便利，而成言也不劳；所操甚约，而错综可至于无极。教化之深浅，咸率是以为差。此亦繁简之辨也。又闻之法律家矣：头等教化之国，国律财时更改，以趋于便，而变通尽利，斯法为人用，人不至反为法用；其次则有一定之律矣。教化之深浅，咸率是以为差。此又灵滞之辨也。夫于衣冠，又何独不然？既非上衣下裳，而偏为长博袖；既非席地屈坐，而偏为跪拜顿首。事之颠倒失理，宁或过此？以士大夫而为此，则犹可言矣；顾农夫之于畎亩，工役之于机器，兵卒之于战阵，佣隶之于趋走，于今之衣冠礼范有不大便者，而亦不闻异其制，何耶？呜呼！君主之弱天下也，必为甚繁重之礼与俗，使竭毕生之精神，仅足以胜其繁重，而保其身以不戾于时，则天下必无暇分其精力，思与君主抗，积之既久，忘其本始，遂以为理之当然，而事之固然，不恤役志于繁重，以自塞锢其聪明，虽祸患在眉睫，亦将不及顾，或语以简便，则反诧为诡异。故中国士民之不欲变法，良以繁重之习，渐渍于骨髓；不变其至切近之衣冠，终无由耸其听闻，决其志虑，而咸与维新也。日本之强，则自变衣冠始，可谓知所先务矣。乃若中国，尤有不可不亟变者，剃发而垂发辫是也。姑无论其出于北狄鄙俗之制，为生人之大不便；吾试举古今中外所以处发之道，听人之自择焉。处发之道凡四：曰“全发”，中国之古制是也。发受于天，必有所以用之，盖保护脑气筋者也，全而不偏，此其所以长也；而其病则有重膇之累。曰“全剃”，僧制是也。清洁无累，此其所以长也；而其病则无以护脑。曰“半剪”，西制是也。既足以护脑，而又轻其累，是得两利。曰“半剃”，蒙古、鞑靼之制是也。剃处适当大脑，既无以蔽护于前，而长发垂辫，又适足以重累于後，是得两害。孰得孰失，奚舍奚从，明者自能辨之，无俟烦言而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