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肯尼斯·普拉格医生是一位医学伦理学家。一天，他接到另一位医生史蒂芬·威廉姆斯打来的电话，后者56岁，曾在普拉格手下受训，现为一所医院的主治医师。但是，当普拉格医生弄明白这通来电的原委后，开始有些心神不宁。
多数情况下，只有患者家属不愿放弃治疗时，才需要医学伦理学家的介入，但这次恰恰相反。威廉姆斯正在治疗一位36岁的病人，这位病人虽然眼下不省人事，依靠多种生命维持设备存活，但仍有望康复。可病人家属认为，终止治疗才是最佳选择。
躺在ICU（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男子名叫约瑟夫·布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此时他意识尽失，他的父亲、妹妹和女友都认为应该撤走维持其生命的各种医疗设备。布朗需要截肢——事实上，必须多处截肢。他的工薪家庭成员单方面认为，他不会愿意这样活着。他们声称，作为一名砖瓦匠，布朗得靠双手工作，如果没了双手，他的生活将毫无价值。
普拉格对这家人的决定很是不解。自1992年伦理委员会成立以来，普拉格每年要处理150～200起医学伦理业务。布朗的情况是他遇到的极罕见的复杂案例之一。
“如果不能确定病人的意愿，挽救生命似乎更为合理。与其无缘无故地死，不如不明不白地活，前者比后者更不公平。”普拉格说。
作为布朗的主治医师，威廉姆斯通常能处理大多数棘手病例。但是，由于此案异乎寻常，威廉姆斯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以确保做出正确判断。如今医学技术进步巨大，医生很难断定在哪个时间点上治疗是无效的。
如果患者、家属和主治医生在治疗上发生分歧，医生就会咨询医学伦理学家，后者将尽力使三方达成一致，并提出最有利于患者的建议。
白人男子布朗是单身，和家人住在一起。2005年11月，他的脚趾被感染。起初，他并不在意，觉得在家用些抗生素或药膏处理一下就可以了。但他脚趾周围的皮肤逐渐硬化、变红，最后不得不去医院。即便那时，布朗仍认为只需要做个外科手术，去掉脚趾里受感染的部分就没事儿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当布朗到医院就诊时，细菌已侵入血液并扩散到他全身，发展成为坏死性筋膜炎——一种“噬肉性”疾病，确诊患者的死亡率高达73%。
这种病的起因很简单，只是被纸割伤或丘疹即可引发感染。细菌通过伤口进入人体，沿着皮下筋膜（肌肉和脂肪之间的隔层）扩散。
布朗很快出现了败血症和多个器官衰竭的症状，不得不注射镇静剂，在气管上插管，戴上呼吸机。
在见到布朗的家人之前，威廉姆斯曾以为他们不了解患者的临床状况。“我想让他们明白，布朗的情况还是可以救治的，有修复术、康复中心，即便在截肢之后也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
威廉姆斯在一间会议室与布朗的家人见面。布朗的父亲约翰将近70岁，面容粗糙，却很健壮，一看就是历经数十年努力工作才能维持收支平衡的工薪族。他一直坚持说，布朗宁愿死也不会愿意截肢——一旦截肢，体力劳动者将毫无用处。
威廉姆斯说：“我跟他们说，通常这种情况下，不会移除生命维持设备。如果患者年纪不大，就要尽一切可能挽救他，除非已经确定没有希望。”
但病人家属一直摇头表示不赞同。“这是一个工薪家庭，只能维持基本生计。我猜他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是，必须用简单词语向他们解释。”威廉姆斯说，“我告诉他们，布朗目前的一切不良状况都可以好转，因为早期迹象表明他正在恢复。”
但是家属似乎不为所动，坚持认为：布朗没有四肢还能做什么？他的未来会怎样？
“他们很平静，但非常固执。”威廉姆斯说，他仍旧很难相信家属想让布朗离去。布朗的家人既不生气，也没有太多情绪。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是停掉呼吸机，并且确信这也是布朗自己的想法。他们相信，布朗宁愿死也不愿带着残疾活着。
有时候，家属会告诉威廉姆斯：他不是上帝，不能决定谁能活多久。威廉姆斯笑了，捋着花白的胡子：“我告诉他们，上帝的欲望清晰明了。每时每刻我们都在通过呼吸机、静脉注射、起搏器与上帝抗争。上帝想把你们至爱的人拉入天堂，而我却拼命把他留在人间，这种拔河比赛我经历过很多次。”
会面之后，威廉姆斯知道自己需要其他人的观点来拖延时间，他决定找医学生命伦理委员会商量。
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研究生物医学中的道德问题。医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越发有能力干预人的生老病死，这将引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后果。一方面，人们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另一方面，在各国的医疗和研究工作中，违反生命伦理的事件总是存在，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纽约第一个伦理委员会成立时，普拉格还是一位胸腔内科医生，由于与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他开始思索医生们治疗绝症患者究竟是在延长他们的生命，还是在延长其死亡过程。
威廉姆斯把布朗的案例扔给了普拉格。普拉格认为，治疗丧失意识的患者时，尽管通常的做法是遵循家属意见，但他觉得，听任布朗死去是不妥的。只要布朗的大脑没有严重受损，他就可以活下来。“他（布朗）绝对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我不清楚他的亲属怎么如此确定他的意愿。”普拉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