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那年，钱友忠因突发隐球菌脑膜炎而永远失去了光明。他一度萎靡不振，甚至想要告别这个世界。
如今，46岁的钱友忠是一名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作为二级心理咨询师，他的工作是把那些想要踏入死亡之地的人，从生死边缘拉回到正常生活。
想要自杀的人，仿佛行走在黑暗中，苦苦寻觅一束带他们走出黑暗的光。钱友忠说：“我非常理解那种感受，我就想成为那束光。”
有活着的理由，还应有活着的价值
从钱友忠位于虹口区的家到浦东新区他的工作地点，有9公里。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9公里的路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位盲人来说，这是一件大费周折的事。每一次去热线工作，钱友忠都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出门，或者让自己上高中的儿子陪同，或者请别人帮忙相送。
“希望24小时热线”是上海首条24小时开通的自杀干预公益热线，热线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
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接线室内，摆着简单的桌椅，两部电话。钱友忠被搀扶着坐在其中一部电话前。
他取出MP3，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安静地坐在电话机前，等着铃声响起。
说起他和这条自杀干预热线的相遇，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2001年，34岁的钱友忠是上海铁路局的一名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刚刚4岁，上幼儿园小班。
就在那一年的6月，厄运无声无息地降临。一天，他突然感到头疼，发起了低烧。起初他以为是感冒，就胡乱吃了些止疼片，没想到两个星期后，病情迅速发展到严重呕吐。他住进了医院，被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医生说，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
因为多次昏迷，他被施行了颅内引流手术；但结果是，他保住了生命，却永远失去了光明。
回忆起人生最低潮的那段时间，钱友忠说：“我最难受的时候是第二次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时。第一次做完手术后，我还能看见我太太手里拿着的一本书的封面；可第二次做完手术，我什么都看不见了。2002年的大年三十，我出院回到了家。一进家门，我就和太太抱头痛哭了一场，连年夜饭也吃不下去。”
那时，他无数次地想到过死，想到以自杀来逃避痛苦，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还有活着的理由——他有爱他的太太，还有可爱的儿子。
除了这些，钱友忠觉得自己还应该有活着的价值。于是，他开始走出家门，教盲人学电脑、学英语。2005年，他参加了首届全国盲人心理咨询师远程培训，并于次年顺利通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考试。
他当上了网络心理咨询师，义务在网上为来信求助的人释疑解惑，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在心理咨询业务方面存在很多不足。这促使他下决心参加了首届盲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远程培训。
他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后，正好听说“希望24小时热线”招聘接线员，而他也符合条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他成了热线唯一一位盲人接线员。
不能说责备的话，劝善的话也不能说
有一段时间，钱友忠的工作时间被安排在晚上10点至次日上午8点。
对于想要自杀的人来说，这是最危险的一个时段。
万籁俱寂的夜晚，大多数人正在酣睡，却有那么一些人，内心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煎熬。在经过一番心理冲突后，他们决定轻生。而其中的一些人，在计划实施前或实施中，会想起打这个自杀干预热线。
“一晚上少的时候会接到三四个电话，多的时候要接十几个，接完电话有时候人真是筋疲力尽。”钱友忠说，“因为这和一般的心理咨询不同，它毕竟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
比如，对要自杀的人不能说“责备式”的话。因为想自杀的人通常心理很脆弱，自尊心很强，敏感、自卑，经受不住进一步的责备。质疑、为难、低估的话也很容易让自杀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再比如，“劝善式”的话也不能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等你去做，你还有机会，你还年轻。”这样的话不能说。“因为有自杀念头的人，已经经历了整个事件的演变过程，人际关系几乎都切断了。他们和社会是对立的，在他们心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地球、宇宙。他们认为‘我’的存在对世界是无足轻重的，既然‘我’活得那么痛苦，就走吧。他们的心态非常特殊。”钱友忠解释说。
在自杀危机干预的培训中，钱友忠学会了一种叫“同步同理”的自杀干预技巧。即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只有同步理解他，他的气才会消掉；一个人悲伤的时候，跟他一起悲伤，他的悲伤才会消失。接线员要做“他证”，而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放进去“互证”。跟对方谈自己的人生经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钱友忠最佩服的人是林昆辉。作为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他不但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这条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还亲自为每一位志愿者授课，进行自杀危机干预的培训。他的很多理念在钱友忠听来是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