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官李凤苞在《使德日记》（1878）中写道：“尝疑西人之习华语，不过为通商传教，有所为而为耳。及来欧洲，方知有终身探讨中国古文诗词及满蒙文字，苦心孤诣，至死不变者。且有妇女详考亚细亚古民种、古文字、古诗词者。”他之所以感到困惑和新鲜，是因为中国人投入精力去做文化研究，都是“有所为”的，却发现西方竟真有人“不为什么”，只是单纯的喜欢。
现在好多人痛感中国人“不读书”，工作后能保持日常阅读习惯的人极少，即使读书，目的性也极强——为了考公务员，或者只读本职有用的书。平心而论，中国人历来如此，《儒林外史》里的书生基本只看科举应试用的“时文”；1891年南京著名刻书铺李光明家广告开列的109种书册名目，史类仅有四种稍讲解点基本历史常识，说明当时学子不需要读史书，因为科举考试不考它。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的蔡元培1904年写了一篇白话短篇小说《新年梦》，里面说：“每人一生的课程：七岁以前是受抚养的时候，七岁到二十四岁是受教育的时候，二十四岁到四十八岁是做职业的时候，四十八岁以后是休养的时候（但休养时亦可兼任教育等事）。”这意味着，中国人的人生规划里，只有到退休后才能“正当”地享受文化生活的闲情逸致。这便是陈寅恪所说的，以往中国人认真研究文史，“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因此，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一个悲剧是：你想做某事时没有“资格”，但等到你有资格做的时候，热情却已经被消磨殆尽。这种“有用”的标尺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于许多中国人的意识中，我一个大学同学前些年重逢，手里多了一串开过光的檀香木念珠，他说：“你还在读那些没用的书吗？我觉得你还不如读点佛经，真的。”或许在他看来，我在大学里就很“脱离现实”，总看一些既不会考、对职场也无用的书，而他建议读佛经是因为，这是现在很多高层商务人士的“精神话题”之一。
如果要说现在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许在于：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要证明“知识”或自身“有用”，变得更困难了。
知识与文化无法直接有效地“兑现”为权力与财富，还投入那么多时间精力，这让许多人感到相当费解。不仅如此，民国以来新的社会结构使得原先当兵、从商等边缘的渠道也能通向权力，这进一步滋长了一种可以理解的傲慢：他们反过来瞧不起文化人，因为这既不能当饭吃，也没有任何利益。近四十年来的经济繁荣进一步排斥了非功利性的文化活动，有时还伴以诸如“你真闲哦，还有心思看书”、“书这么多，卖掉都能在哪换套房了吧”之类半真半假的嘲讽。当然，这或许也是一个契机：文化活动不必再证明自己“有用”，毕竟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文化如何进入生活
与这种要求文化“有用”的心态密切相关的，是一种非专业化的态度。因为既然个人只是在先办完“正事”之余才因个人兴趣去从事那些非功利性的文化活动，那么理所当然地，他们往往清高地表示不依赖后者为生。这就造成一种延续至今的双重困境：学画不能吃饱饭；但如果你要以画画为生，那卖画又被视为俗气。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名篇《黄英》中谈到了这一态度：马子才沉迷于菊花，得知有佳种时不惜千里求购；但当新结识的陶生（其实是菊花神）说“你家也不富裕，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倒不如卖些菊花也能谋生”时，他很鄙视，说我本以为你“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生笑着说了一句“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
陶生所言相当豁达，但马子才的态度却才是更典型的中国人心理。
我妻子是自由插画师，美国那边有人在网上看到，十分喜欢她的画风，想定购几幅向未婚妻求婚。这事有次说起，一位朋友脱口而出：“那如果是我，你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好了。”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内心不习惯买艺术品，这就附带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很多人看到好的却不想付钱，能送最好，不送那就算了，不尊重艺术生产；二是很多艺术生产者自己也耻于谈钱。因此这种清高语调的背后，本质上恐怕是中国人尚未普遍意识到现代艺术和学术都是高度专门化的职业活动。
说到底，中国仍是一个尚未经历充分现代化的社会。从历史上看，文艺家要维持自己生活，要么靠家产可以不愁吃穿，要么靠赞助人（权贵或国家），要么靠市场（实际上等于无数赞助人）。在传统时代，文化艺术的确很难“当饭吃”，无论中外，中世纪最好的画家和音乐家如果要专注于自己的技艺，唯一的办法通常就是找一个权贵作为赞助人。
杜甫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他既不靠写诗为生，也没把全部时间用来写诗，况且也没地方卖诗，幸好还能托庇于成都府尹严武门下。
只有到了社会经济形态逐渐复杂化、市场化，艺术家可以在市场上卖出自己的文化产品获得报酬时，他们才获得了相对的独立自主权。
一个社会的文化品味、审美趣味要得到提升，仅靠几个不世出的天才艺术家是不行的，那需要文化产品能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而这只有文化艺术的生产工业化之后、经历长期的潜移默化才有可能。在国内的城市里，上海普通市民的品味可能是最好的：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也听古典乐，居委会大叔能拉手风琴乃至三四种乐器，随便什么地方常会冒出乍看其品味与社会阶层完全不符的人，哪怕是平常人家也大多认为应该受艺术熏陶。这正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特殊的经历：在近代中国，它是唯一一座真正的“现代城市”，从而拥有自己深厚成熟的市民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