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一个说法：“目前咱国对艺术的欣赏水平，停留在：（弹钢琴）弹得真快，（唱歌）唱得真高，（画画）画得真像。”
好笑之余，这确能引起很多人共鸣，回应着一个许久以来的普遍感慨：“中国人真是没文化。”1980年代的“文化热”可说便是这种焦虑感的体现，但三十多年来，中国人似乎并未感到自身在整体文化水准上得到了多么显著的提升——至少和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可同日而语。
对此，一个通常的观点是：这只是因为中国人穷，解决温饱问题还不过一代人时间，恩格尔系数直到去年才降到30%以下，怎么能指望他们能把多少钱花在文化消费上？
然而，这也是似是而非的。毕竟从未实现全民富裕的古代中国、甚至饥寒交迫的晚清民国，文化水准恐怕还比现在强；而经济兴盛看来也并不必然会让中国人更有文化——香港可能算是华人社会中经济最繁荣的了，却长期背负“文化沙漠”的恶名。社会学者何国良、梁世荣以1993及1995年的社会指标调查为依据研究后发现，香港社会虽然自197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增长了一代人时间，但却并未像西方社会那样，随着社会日趋富裕，而逐渐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香港人的心灵中，物质主义根深蒂固。即使社会及经济环境在过去二十年已经发生急剧变化，但也不易改转过来。”现在大陆社会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正与香港当时接近。
说一个社会“没文化”，通常是指其民众普遍缺乏审美能力，这往往又伴随着其精英的文化创造力薄弱。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文化的不断创新则不仅提升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而且特别有助于它的政治品质的改进”（余英时语）。因此，“中国人为什么没文化”对于中国的社会状况而言并不是一个小问题，但要回答它，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
功利主义的文化观
当然，首先要明确的是：怎样才叫“没文化”？这不仅仅指缺乏文化艺术鉴赏品味、缺乏基本的知识、举止无仪，有时还特指不识字。“没文化”不一定是“没智慧”，一个文盲老太太也可能根据其丰富的人生阅历，说出一番极富哲理的话来。但对于“有文化”的基本准入装备，不同人的界定千差万别，英国学者斯诺（C.P. Snow）曾说，人文知识分子眼里，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人属于没文化；但在物理学家看来，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人也没有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在人们的身份认同上常常起到一种“区隔/排斥”的作用，这一点很像时尚在现代社会所充当的功能：拥有了它，你就能占据鄙视链较高的位置。
因此，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说，“文化”其实是一种权力，历史上无论中外，那些无文字的族群或不识字的边缘群体，大多被视为“没文化”而被权力结构所排斥。但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这些以往被边缘化的群体进入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按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大革命是一种极为新颖的革命，其最有力的参与者是最没文化和最粗俗的阶级，当他们被鼓动起来并且由知识分子来为其制定法律，一种全新而可怕的事物便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人们熟知的一幕：在社会剧烈变革之际，传统的“雅文化”大多被视为封建糟粕而被扫进了垃圾堆。
从表面上看，现代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先辈：据美国学者罗友枝的研究，19世纪中国35-45%的成年男子和约2-10%的女子都具备基本读写（两千个汉字）的能力，这在当时全世界来说已属不低，却显然远不如识字率高达96%的当下中国。然而，“文化”不仅仅是会认字，大学毕业但美术鉴赏仅能说出“画得真像”的人比比皆是。原本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就是靠一小群知识精英来守护的，当他们在时代剧变的浪潮中被冲刷殆尽后，剩下的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文化观。
简单地说，这种观念认为，无论读书识字还是“文化”，都应当是“有用”的。香港人之所以没有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社会富裕之后转向精神性的自我实现，原因恐怕并不在于他们是特殊的经济动物，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中，人生的最高意义并不是超越性的，相反是相当世俗的：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光宗耀祖”，都并不带有超越性的冲动。
在这种传统下，中国人依靠自身的才能达致成功，与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下的“自我实现”不是一回事，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获致社会地位乃至权力的努力，并以此得到社会认可；而后者则偏重伸张自己真实的个性特质，突出与他人的不同和创新贡献。
中国士人的这种观念由来极久。《史记·苏秦列传》就记载他羞于被家人嗤笑，发愤说：“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低头受教，学到的东西却不能用来升官发财，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这在两千年来都能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共鸣，所谓“大丈夫当封万户侯”（流传到今天的版本则是“男人要有进取心”）这样的想法深入人心，无论李白还是辛弃疾，这些中国古代一流的文人，都想着要以自己的才华获取一番功名，班超“投笔从戎”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为了封侯。在科举制度确立之后，“才华”与“功名”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文人自此可以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才华可以有望“兑现”成地位和权力。
只有当他们奔波劳累或无法功成名就时，才会发出诸如“白首为功名”、“可怜白发生”的感慨，退而求其次，在业余时间从事一下文化创作。徐渭、蒲松龄这样的文化巨人，却都曾是屡试不第的落魄文人，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极多。如果不追求有用却沉溺于诗词书画之中，那么就要被指责为“玩物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