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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保密，我便会告诉你我的小名：四毛。 我很喜欢那个叫三毛的女作家，之所以没有随她一起去撒哈拉放羊，是因为她去世之前，我基本上是个很穷的买不起车票的小孩，但我的小名，却不是因为她才有的，我的小名，来自于妈妈顺口的一句话。 四毛出生在七十年代，因为长得不好看，所以即便当着妈妈的面，阿姨们也找不出一句夸奖的话来，只是说我很好玩儿。 稀疏的头发仿佛干旱的禾苗，挣扎一般长在小小的头顶，随时都有枯萎的可能；小小的眼睛，几乎可以忽略，嘴巴倒是很大，显示着吃的渴望；鼻子坐镇脸的中央，小心的长在那里，仿佛知道自己的将来，必定会碰很多壁。 这样一张脸，好玩吗？什么都没有少。该配的都配了。 我的左手，竟还有富余，无端的多了一个手指，那莫测的手指，时常伸到嘴里，成了我的特长。如果它活到今天，就可以和别人划拳，那手指可以作为机动，百战百胜。可惜很早就剪了。剪不掉的是回忆。 回忆与妈妈同在的日子，最多的竟是吃。 吃什么？ 瘦的妈妈，如风中芦苇，那时的世界，仿佛只剩下秋天，妈妈习惯的是一次次的低头。她的乳汁，维持不了一个含手指的掠夺者，只好求人多 找一份活，不要体面，不要休息，只要挣钱。 于是便有了煤场瘦小的女人，如山煤堆在我记忆里成了永远的乌云，我不喜欢那里，却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为什么带我到那里，而到了那里，为什么又不理我。我在装车的队伍里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却只见黑色的人群，无声的忙碌。 那真是一片彻底彻底的黑。 我对妈妈说起煤场的故事，她很奇怪，你怎么记得？你才一岁多！ 是啊，我怎么记得？也许我根本不记得，只是我做了一个梦，二十几年来我做了无数的梦，也许在一个梦里，有路可以走回我的童年 ，也许还会坐上一个板车，仔细看看，竟会是妈妈当年拉过的。 妈妈小，板车大。 去时人家不要，小姑娘家的不行。妈妈流泪求人，我行，不信试试。一试不行。又试，不行。再试——行了，可肩膀已见血迹。终于有苦可受了，妈妈高兴，对那个煤场的头说，谢谢，对那片彻底彻底的黑说，谢谢。 我不惜欢列宾，是因为，他画的《伏尔加河的钎夫》。 我总看见那一群拉纤的男人身影里，有一个挣扎的女人。我无法不看见，就无法喜欢他。 超重的命运，是谁分给她的，上帝的手也因秋风而风湿了吗？ 无法挣够维持生活的钱，有时妈妈不得不把奶粉换成饼干糊，以应对我的日益熟练的吃，我倒也容易上当，照样吃得日月无光。一个贫穷的胃，是宽容的，就象一个贫穷的人，是谦卑一样。贫穷的妈妈，在秋风里，习惯的是低头。 为了能赊一小袋饼干给我吃，妈妈叫人家大姐，虽然看上去做大姐的应该是她自己。 而她的大哥，往往是能换来粮票肉票的人。只是一个夜里，妈妈楼着我发抖，是因为一个喝醉的“大哥”，敲了一夜的门。 那是怎样漫长的夜啊。 可妈妈是快乐的，即便小店的帐单上，写满了她的名字，也不忘和人开玩笑：把儿子送你吧，顶帐。轻松口气，是让人明白——她很快会还的，她是个有办法的人。人家说不敢要，你的宝，谁敢要。妈妈便刮我的鼻子，说：丑八怪，能值一袋儿饼干吗？ 朋友，你知道那个时候，一袋儿小饼干多少钱吗？ 四毛。 你应该猜到我的小名的来历了吧，妈妈的玩笑里，我时常作为人质，来换那四毛一袋的饼干，没有人要她的儿子，没有人接过她的磨难，儿子是她自己的，她的磨难也是她自己的。四毛一袋的饼干，使我长大。 就叫她四毛吧，好让他记住。妈妈说。 多年以后的春天，我从外地回来看妈妈，发现自己如此的高，需要跪下来，才能让妈妈摸到我的脸，我问：妈妈，我现在值多少钱了呢？ 我的生命，加上妈妈耗尽的青春，能值多少钱呢？理着妈妈的白发我想问： 妈妈，我是不是该改名叫两块啦？ 《中国校园文学》2003.6 |
